没有蓝图的改革，反而走通了

改革的因子，早在文革中就埋下了

人们一般把1978年叫改革元年，可萧冬连偏要说，1976年才是更关键的转折年。这一年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以非常规方式落幕，历史转轨的机会出现了。他给出的判断很直接：如果没有文革，改革得不到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冲击，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文革带来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把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太苦了，民生成了重大政治问题。

这两条逼着党内和知识界做了一次集体反思。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这场思想解放的标志，它本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障碍，却意外突破了众多禁区，让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政治解放，也改变了党内权力结构。反思之后是经济的困局。1977年国家计委的汇报透露，1976年工业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五年，财政连续三年赤字。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用了崩溃边缘这个词，尽管后来有学者用数据反驳这个说法，但民生之困无可辩驳：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只有10%能维持温饱，67%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全面平反历史错案；一是人的思想解放，就是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 -- 原文,第1章

萧冬连在书里写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细节，经济学家薛暮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畅销品，想进口染料却没有外汇，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结果层层上报打了十几个图章，八个月才办完手续，要是准许直接在香港买染料，半天就够了。这个故事把计划体制的低效说得透透的。真正的转折推手是1978年的出国考察潮。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36天走了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回来后报告的震撼是：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中国产同样多的煤要16万人。

王震在英国看了一个失业工人的家，一栋一百多平米的两层楼，有沙发电视小花园，他感叹这要是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与考察团的震撼相呼应的，是地方官员对农村贫困的切肤之痛。1977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三个月，走进农户家里，看到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随行人员回忆他当时泪流满面。万里心里认定，最重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这些亲见亲闻，把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领导人震醒了。层层的信息最终汇聚到国务院务虚会，又汇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最重要的不是讨论了多深的经济问题，而是确定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

改革的第一步，是给农民和企业松绑让利

三中全会对改革的认识其实是初步的，最初思路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萧冬连点明，这实质是重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老思路，但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了，尤其是扩展到农村和对外经济关系。对农民，主要是让利与松绑。让利是大规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1979年一次就提价21.1%，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松绑是停止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扩大自留地、恢复集市贸易，给农民一点小自由。

对国有企业，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四川1978年10月就选了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试点，1979年扩大到100家，省委领导放话干好了闯条路子，干不好我做检查。中央层面，成都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焦点是扩权会不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部一开始坚决反对，云南代表拿数据说话，说1979年上半年云南财政收入反增13.3%，四川财政厅厅长田纪云更是一句话定音：四川全省工业利润增长17%，84个试点工厂却增长26%，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

名义上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际上，上头的各层'婆婆'谁也不肯撒手让企业自己当家作主。 -- 原文,第2章

这番话说服了财政部，扩权十条得以通过。不过放权让利很快暴露局限，一是上面层层婆婆不肯撒手，二是改革释放的力量与宏观目标冲突，预算外投资大增，出现截留税利、滥发奖金。于是从利润分成转向利改税，1983年第一步利税并存，1984年第二步完全交税，但所得税率高达55%，新创利润大部分还是被国家拿走，企业积极性有限。中央与地方之间则搞起了分灶吃饭，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改全国一口大锅饭为各过各的日子。

这一招影响深远，它给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持久动力，也埋下了后来诸侯割据的伏笔。这一章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故事，城镇个体经济的恢复根源于一场就业危机。1979年城镇待业人员近2000万，北京40万，占城市人口8.6%。各城市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从体制外找出路，前门大碗茶、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就是这时冒出来的。薛暮桥甚至说出了有点资本主义不可怕这种当时需要勇气的话。

个体经济从1978年的15万人，恢复到1980年的近40万户，一步步孕育出私人经济。国营企业这边还有个插曲，1981年推经济责任制时首钢成了样板，1981年首钢总产值下降1.9%，利润却达3.14亿元、增长8.2%，与冶金行业整体亏损形成对照，靠的是层层承包直到个人，把国家增收放在第一位。但萧冬连也点破，首钢模式难以推广，1981到1990年它多留利30多亿元，这种优惠不可能惠及其他企业。

打开国门，靠的是特区试验而非顶层设计

对外开放最初没有争议，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共识：必须利用外部资源。但具体怎么开，是一步步撞出来的。先是1978年的洋跃进大引进遭遇瓶颈，签了78亿美元的引进合同，外汇储备却只有15.57亿美元，配套投资缺口巨大。陈云站出来泼冷水，提出三大平衡，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把22个引进项目砍得七零八落。宝钢上马还是下马成了两难，最后靠马成德那句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的账，才说服国务院续建。

引进受阻，开放却转向了更深的层次：外商直接投资。这里有个关键的故事，1978年通用汽车董事长墨菲向中方提出合资经营，形容是像结婚一样建立共同家庭。中方谈判代表李岚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懂、不敢，心想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结婚。他把这个建议写进简报，没想到邓小平批示了六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这个观念的突破，靠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勇气。率先进来投资的多是香港和海外华商。

邓小平1979年初邀荣毅仁等五位原工商界代表共商开放大计，希望他们引进海外华侨华裔资金，荣毅仁随即牵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招商引资的窗口。更早的是三来一补，1978年初香港宁波帮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办了第一家外资私人企业香洲毛纺厂，广东的宝安、东莞、顺德等县随后纷纷开办来料加工企业，这些中小华商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经济特区更是地方逼出来的。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 原文,第3章

广东毗邻香港，逃港潮持续不断，深圳农民人均收入134元，河对岸香港新界农民是13000港币，悬殊二十多倍。邓小平听到逃港的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招商局的袁庚想在广东边境搞工业区，李先念大笔一挥把南山半岛二十多平方公里都划给他，袁庚没敢要，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广东省委则提出要办出口特区，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一句话定调：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看到特区发展得比他预想的快，回京后拍板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随后又开放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区，一种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组成的梯度开放格局就此形成。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走私狂潮、特区就是租界的质疑、老革命看深圳放声痛哭说江山变色，都曾让特区命悬一线。

任仲夷1982年在广东走私风波中顶着压力，用两个坚定不移稳住了广东，还三次到深圳给梁湘撑腰打气。

包产到户，是农民先干起来、中央被迫追认的

农村改革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因为它最典型地演示了什么叫实践倒逼政策。三中全会明确写着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可政治环境一松，农民就敢冲击政策底线了。安徽1978年大旱，万里决定把集体种不了的地借给农民种麦，谁种谁收谁有。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更是秘密按下红手印搞包干到户，后来成了农村改革的明星。争论随之而来，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反对包产到组，引起全国波动。

但增产的事实太硬了，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明确表态：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不过邓小平当时也只是把包产到户当作贫困地区的权宜之计，没想到它会成为普遍制度。最传神的是1980年9月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贵州池必卿和黑龙江杨易辰达成口头协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句后来传为佳话。政策的口子是逐步撕开的：从不许到不要，从75号文件承认贫困地区可以包，到1982年一号文件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提出两个长期不变，才基本结束姓社姓资的争论。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互不干预？ -- 原文,第4章

到1983年底，全国双包到户已占97%以上，实行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被抛弃。政社分开也随即推开，到1985年6月全国完成，建乡前5.6万多个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建立了9.2万多个乡镇人民政府。值得一提的细节是，等待了四年之久的黑龙江省，直到1983年春才在全省全面推开，85%的生产队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足见各地接受这一改革的速度差异之大。这一章真正的洞察在于，萧冬连不把农业增长全归功于承包制，他列出另外三条：农副产品大幅提价、减少统购派购、连续进口粮食给农民休养生息，再加上70年代建成的化肥厂陆续投产、杂交水稻推广、过去的农田水利积累。

改革不是点金术，经济关系变动不能代替物质投入。农村改革释放的市场能量更深远，剩余劳动力1.3亿人，专业户、雇工经营、长途贩运接连冒出来，傻子瓜子年广久雇工百人惊动中央，邓小平说放两年再看，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最出人意料的成果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突破只能集体办企业的限制，五个轮子一齐转，当年产值增长41%，成为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了体制外经济最大的一块。

承认商品经济，是理论和实践双重逼出来的

这一章讲的是观念史，却写得一点也不枯燥。同期薛暮桥主持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仍供不应求，各省翻印650万册，三年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成了经济改革的启蒙教材。1979年4月的无锡价值规律讨论会是经济学界首次深入讨论体制改革理论，330多人参加，最大的突破是达成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共识，被学者称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号角。

中国改革最初只想在计划经济里引入市场调节，1979年陈云就提出计划和市场两部分并存，李先念则说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但观念的钟摆在政治压力下反复摇摆。1981年经济调整，主张计划主体的人占了上风，连薛暮桥都不得不在光明日报上为自己的商品经济观点做检讨，刘国光因为一篇文章被要求检查违反组织原则。陈云1982年大年初一找计委负责人谈话强调计划经济为主，还用鸟和笼子打比方：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一定范围内飞，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 -- 原文,第5章

这个比喻说明陈云并非要回到统死的老路，但他强调总得有个笼子。萧冬连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冷静的判断，陈云讲话后风向大变，但否定市场调节并非陈云本意。真正让观念突破的，还是实践。到1984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已占36%，双轨制价格初步形成，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取向，乡镇企业的成功示范让党内希望把农村经验复制到城市。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个提法是个精妙的策略，它不直接否定计划经济，而是先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再说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萧冬连点评说，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苏联说法，用这个说法可以减少意识形态上的麻烦，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评价这个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说过的话。这一章还埋了一条暗线，就是80年代经济学界和中青年学者的崛起，从四君子上书到莫干山会议，一批插过队的年轻人进入决策咨询体制，这是80年代独有的现象。

价格双轨制，是被逼出来的过渡办法

1985年宣布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一起步就撞上总需求膨胀。这一章先把价格双轨制的来龙去脉讲透了。萧冬连特别强调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双轨制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杨启先回忆说，从80年代初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企业在计划外就有一部分自销产品，首钢最高到15%，可以卖高价，实际已经形成两个价格，只是没正式把它当作改革办法。1985年赵紫阳才明确说，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要搞双轨制，一个调拨价一个议价，废除了计划外价格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限制，双轨制以合法面貌出现。

书里有个特别生动的细节，1982年杨启先在常州搞城市试点，想把煤油灯罩从6分钱涨到2毛，怕老百姓有意见，结果去问，老百姓说过去两个鸡蛋买一个灯罩，现在还是一个鸡蛋一个灯罩的钱，实际没涨价。杨启先感叹农民的价值规律观念比干部强得多。当年价格改革的重头戏其实在农副产品，取消实行30年的统派购制度，改合同定购。但步子太急，1985年粮食减产2820万吨，是建国以来减产最多的年份，超过1960年，陈云那句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就出在这一章。

过去两个鸡蛋买一个煤油灯罩，现在买一只灯罩还是两个鸡蛋的钱，实际没涨价。 -- 原文,第6章

更棘手的是总需求膨胀，1984年原计划发钞80亿，实际发了260亿，12月像飞机撒票子一样完全失控。为统一认识，国务院一年开了四次省长会议，第四次定下软着陆方针。这一章的高光是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诺贝尔奖得主托宾、英国政府顾问凯恩克劳斯、德国央行行长埃明格尔、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等聚在长江游轮上给中国改革会诊。托宾等一致认为该紧缩，科尔奈提出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的目标模式，还带来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这些后来影响深远的分析工具。

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也是这一章的重头。1982年国家体改委先选江苏常州、湖北沙市试点，1983年批准重庆，1984年又批武汉、沈阳、南京、大连，到1985年试点城市达61个。重庆作为三线重镇被寄望闯出一条军民结合的新路，薄一波率32个部委负责人集体赴渝谈判，说重庆是中央派出的尖刀连、突击队。石家庄还创造出一种经验，让所有生产资料都进市场按高价结算，计划内调拨部分再补差价。

这些试点从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入手，为全国城市改革探了路。会议成果写进了七五计划建议，首次勾勒出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新体制轮廓。

整体设计推不动，最后还是靠承包制

1986年，改革路径上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正面交锋。一条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整体配套推进，一条主张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局部试验。这一年年初提出价、税、财联动的设想，组织力量做方案设计，这是80年代最接近实施的一次顶层设计，安志文说这是中国改革唯一接近苏联模式的一次。但到了年底，因为担心风险太大、各部门利益难协调而搁浅。萧冬连引述安志文的话说，80年代凡是设计的方案都没有行得通，反而一些地方性试验取得了突破。

整体推不动的背景下，改革重新转向企业，推行全面承包制。这里有个吊诡：赵紫阳原本不赞成在国营企业普遍承包，当年推利改税就是想先把位置占住抵挡承包压力。但财政形势严峻，1987年任务落实不下去，天津李瑞环发明了压担子的办法，一户一户谈判核定承包指标，这个经验被国务院接受。到1987年底，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面达78%，初期效益明显，20个月增创利税369亿，相当于过去六年的总和。

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 -- 原文,第7章

但承包制也带来短期行为，厂长负盈、银行负亏、政府负责，拼设备吃老本。萧冬连在书里点破承包制的死穴：厂长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工厂里究竟谁来代表国家利益，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与承包制并行的还有股份制试点，天桥百货、飞乐音响是最早的股份公司，但决策层顾虑重重，田纪云批示说对向社会发股票必须十分慎重，薛暮桥甚至写信批评厉以宁主张的股份制是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围绕改革路径还有一场关于宽松环境的争论，吴敬琏、薛暮桥主张先治理通胀、创造宽松环境再配套改革，引弗里德曼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八字诀；赵紫阳则认为环境宽松了还要改革干什么，短缺是体制弊病带来的，宽松环境只能靠改革来创造。

这场争论以决策层接受后者告一段落，也为后来的价格闯关埋下伏笔。观念上更大的突破在政治层面，1987年初反自由化斗争时，质疑经济改革的声音更高了，有人把厂长负责制说成取消党的领导，把承包租赁说成搞私有制。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是为改革正名，报告确立生产力标准，把计划和市场说成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概括。与承包制配套的是厂长负责制，1988年企业法明确厂长是一厂之长、处于中心地位，涌现出马胜利、关广梅等一批企业家典型，但萧冬连也点破，厂长负盈、银行负亏、政府负责的背后，是谁对国有资产负责、如何监督厂长这个老问题始终没解决。

价格闯关的失败，证明了硬闯行不通

这是全书最有戏剧张力的一章。1988年5月做出价格闯关的决策显得突然，但萧冬连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大背景是双轨制下官倒盛行，1988年许多重要产品两种价格价差达三四倍，铝锭国家定价4000元一吨，最高限价6800元，官倒私倒勾结把价格炒到16500元。千家驹在全国政协会上痛斥双轨制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30分钟发言赢得31次掌声。加上财政补贴越背越重，邓小平说我们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妥善解决。

于是5月北戴河会议决定闯关，方案设想五年理顺价格，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陈云当时就泼了冷水，说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问号。但陈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真正的致命伤是，决策层不懂心理预期这回事，北戴河一通过，新华社就发通稿公之于众，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迅速传开。结果会还没开完，全国性的挤兑存款、抢购商品风潮就发生了，8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猛增39.5%，洗衣机销售增1.3倍，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亿元。

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 原文,第8章

8月零售物价涨幅跃到23.2%，12月创纪录达到26.7%。这完全超出决策层预料。不到半个月，价格闯关就被迫放弃，8月30日国务院紧急通知宣布此后四个月没有新的调价措施，实际搁置了整个方案。萧冬连对这一失败做了冷静的多角度复盘，一种看法认为不是闯关决策错，而是时机不对，面对紧绷的经济环境硬闯；一种认为错在宣传失误，把价格改革这么敏感的事大张旗鼓地报；还有一种认为错在全面承包制，包死了国家所得，让财政无力控制通胀。

随后是三年治理整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把物价从20%压到2.1%，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奇迹，但代价是经济滑坡、市场疲软、效益下降，1989年10月甚至出现改革十年从未有过的负增长，大量三角债出现，清理整顿公司只治了表面，寻租只是变换了形式。但出人意料的是，治理整顿期间改革并未完全停滞。价格并轨悄然取得突破，三年间调价总金额近千亿元，过去不敢动的城镇居民定量粮油价格第一次大幅调价，却因只做不说而没有引起震荡。

对外开放也有关键进展，海南洋浦成片开发虽经历洋浦风波的反复，浦东开发则在邓小平直接推动下于1990年上升为国家战略。1990年12月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更是市场经济的标志性一步。

邓小平南方谈话，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1989年以后，改革陷入最凶险的一次倒退。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接踵而至，反和平演变成为政治主题，姓社姓资的争论骤然激烈。十三大的提法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被怀疑，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人把市场化改革说成是1988年通胀和1989年动荡的催化剂，人民日报1990年12月甚至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

薛暮桥84岁了还站在少数派一边据理力争，在对方的猛烈抨击下愕然无语。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连发皇甫平署名文章，透露邓小平上海谈话精神，直接引用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引发又一轮论战，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文把阶级斗争摆到突出位置，质疑声再起。与此同时，江泽民在中南海连开11次专家座谈会，讨论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苏东剧变的教训，最终酝酿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原文,第9章

转折的关键是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沿途谈话。萧冬连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专列在武昌站停靠，省委书记关广富迎候，邓小平完全不寒暄，直奔主题批评形式主义：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谈话的核心是解开姓社姓资的死扣，他提出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针对左的回潮，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的方针是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萧冬连点出南方谈话的精髓在于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而它最深层的依据是对苏东剧变的思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南方谈话先由香港报纸透露，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震动。

此后江泽民在中南海连开11次专家座谈会，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倾向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10月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经过14年的探索和争论，观念的瓶颈终于突破。萧冬连还补了一个关键的观察：市场化转轨其实早就过了临界点，吴敬琏1990年9月在沿海看到乡镇企业释放的能量，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

改革成功，关键在没按蓝图、摸着石头过河

最后一章回到前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能走得这么远？萧冬连给出的答案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组互动。他首先谈起始条件，中国启动改革时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多中小企业、更粗糙的计划体制，这些在改革前是低效率的原因，在改革中却成了市场化的有利条件。但他紧接着强调，初始条件不决定成败，关键在于路径和方式。他总结渐进式改革的四个特征：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保证政府控制改革进程；不求一步到位，摸着石头过河；所有改革都具有实验性质，问题导向；实质是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先在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和对外开放这些计划边缘取得突破，再倒逼体制内核。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是关键一环，它提升了改革的声誉，释放出市场能量，产生专业户、城乡市场、乡镇企业和民工潮四个新现象，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也推动了改革，它注入增长动力、引入市场规则、提供思想资源。地方政府的作用则被单独拎出来，萧冬连既承认地方竞争是中国奇迹的秘诀之一，也点破它的双刃剑性质，地方分权强化了诸侯割据，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占上风。最值得玩味的是他对科斯边缘革命的回应：市场主体的自发开拓与政府的放权组织市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把政府与市场看作对立的两极是不对的。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 原文,第10章

最后一节写决策机制，80年代引入了决策咨询，体改委、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让学者参与决策，薛暮桥、马洪、杜润生是影响最大的三人，还有一批插过队的青年经济学者崛起。萧冬连特别强调，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其实没有提出总体蓝图，他只有一张清晰的发展蓝图，就是三步走实现现代化，以及一个标准，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什么都可以试。决策机制的变化也值得一提。80年代引入了决策咨询，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成立四个调查研究小组，1980年成立经济研究中心，1982年成立国家体改委，让薛暮桥、马洪、杜润生这批学者直接进入决策过程。

更独特的是一个青年经济学人群体的崛起，从四君子被召进中南海，到农村发展研究组参与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可以面对面与领导人争论。萧冬连特别记下一个细节，一次中南海汇报粮食征购数字，胡耀邦说干脆取个整数，一个年轻人站起来顶回去：1200亿斤是我们反复研究平衡算出来的，您不能拍脑袋瞎说，胡耀邦拍拍他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仔细听。全书的收束落在邓小平晚年的一句自省上：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这既是对改革的肯定，也是对改革遗留难题的诚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