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把人推进乌托邦，教训把人拉回现实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压低消费提高积累、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向重工业、实行平均主义保障稳定。这三件事都无法在竞争性市场里完成，只能靠国家控制、靠集中计划。这正是苏联走过的路。所以仿效苏联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而是赶超战略的内生结果。

1952 年 9 月书记处会议上，确定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苏联援助的 156 个项目全是重工业；一五时期基建投资 90% 来自财政、79% 来自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投资主体。

官方宣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史料显示：1955 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只占 14%，多数农户是在此后半年内、甚至没经过初级社就一步跨进高级社的。高潮的决定性推力来自毛泽东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报告，以及随后对'右倾'的批判。各级干部争先超指标，富裕中农迫于怕被划成新富农而随大流。

1956 年底全国 96% 农户入社、87% 加入高级社；邓子恢说'60-70% 的人起来了，其他 20% 的人就会跟着来，10% 的人就分化了'；所谓'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不是事实。

1958 年体制下放，市场彻底消失，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各级干部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项目、大量调人，爆发资源争夺大战。用'搞群众运动、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搞经济，压制了所有不同声音，造假成了公开竞赛。浮夸风的根源是干部任命制加指标考核 -- 干部只对上负责，以造假博取升迁。

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 13 万斤的'大卫星'，高征购下该县饿死 1.9 万人；1958 年农业估产高达 10000 亿斤、实际只有 4000 亿斤，征购却比上年增加 22.23%。

把文革只解释成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夺回权力的说法，无法解释他何以要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打烂自己一手建立的体制。毛泽东的目标是复合的：既要从政治上清除'走资派'，又要改造人心、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还要搞一场'全国性的演习'。他的理想社会是消灭三大差别、限制商品货币、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

1966 年的'五七指示'、1974 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反映了毛泽东消灭分工、自给自足、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构想；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图景与'五七指示'高度相似。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党内隐约有两条思路 -- 刘少奇代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灵活路线，毛泽东代表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路线。但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每当毛泽东决心扭转方向，所有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追赶他的步伐。因为毛泽东不仅握有最后决定权，更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 --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他说了算。

1953 年新民主主义存废、1956-1958 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 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 年从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转折点莫不如此。

作者给出一个反直觉的判断：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伤人太多，把所有阶层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民生成了重大政治问题。这两点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走过的路产生深刻反思，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1978 年 1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普遍贫困引发强烈共鸣 -- 一亿多农民口粮在 300 斤以下；陈云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农民就会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