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到底靠的是哪套独特的制度逻辑？

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概览

如果只用一个数字概括当代中国经济的转折，那就是「9%」--1978到2017年的近四十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速超过9%，人均GDP从不足200美元一路涨到约8800美元，城市化率从18%爬升到57%，贫困人口从1.25亿降到5000万。但把镜头拉回1978年之前，画面截然相反：在1949年后的近30年里，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进口替代战略，到1978年人均收入甚至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80%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

这一讲是全书的导览地图，张军把后面十四讲要展开的制度变迁先总览一遍。起点是计划经济的形成。中国学苏联，但没照抄--苏联是高度集权的「集中计划经济」，而中国因为工业化水平低、计划管理能力弱（当时连投入产出表都靠人工算，不像苏联用计算机），被迫形成了一种「分层、分权」的计划经济：中央管国家层面企业，地方管地方事务，条块结合。这种看似松散的体制留下大量「计划外」活动，反而成了后来市场化转型能走出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关键伏笔。

农村是第一个大故事。195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起初规模小、强调自愿，但1955年后急剧激进化，强制农民加入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林毅夫用博弈论解释危机根源：自愿合作近似重复博弈，强制入社则剥夺了农民的「退出权」，把重复博弈变成一次性博弈，人人倾向偷懒，生产率崩塌，紧接着就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城镇里则是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赎买民族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真正的分水岭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张军有个重要区分：一般把1978看作改革开放元年，但前15年（1978--1993）的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岗村偷偷分田到户、「傻子瓜子」这样的个体户冒头，邓小平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这种自发探索形成哈耶克说的「自发秩序」；直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开启自上而下、系统性的结构性改革（财税、金融、国企、外贸），并在2001年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

全讲落点是一个判断：中国的成功不只是受益于全球化，更关键的是作为工业化后来者，从一开始就改变了发展战略，抓住向先行国家学习的机会、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完成本土工业化和转型--「毫无疑问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而这幅地图的每一块，后面都会单独成讲。

1979年，安徽芜湖一家名为「傻子瓜子」的个体户，以售卖手工炒制的瓜子著称，很快取得相当大的成功。邓小平当时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苏联模式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特色

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绕不开一个看似过时的问题：计划经济当年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中国又为什么和苏联不一样。这一讲张军把这件事讲透了，而且贡献了他自己的理论。

起点在苏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靠生产力高度发达自然过渡，但俄国是小农经济国，列宁靠「十月革命」夺权后先搞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发现撑不住，1921年退回「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真正的转折是斯大林：1929年他彻底击败主张温和过渡的布哈林，强行推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构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铁律 -- 理论上依据的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生产资料生产要快于消费资料。为了维持计划，苏联甚至要编复杂的投入产出表（列昂惕夫由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比较经济学总结出计划经济的几大怪象：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反复调整的计划过程、强制执行的指令、以及「紧计划」（下达远超企业能力的指标来「逼产能」），货币退化成单纯的记账符号 -- 所谓「消极货币」。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则点出后果：消费品普遍短缺。

但中国没照抄苏联。关键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里他明说「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主张扩大地方权力。1958年「大跃进」配合权力下放，《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就是「管理权下放 生产力如骏马奔腾」。1993年钱颖一和许成钢用「M型 vs U型」解释这种差异：苏联是U型（单一部门、高度集权），中国是M型（多部门、按地区和产业切块分权）。改革后的中国被称为「准财政联邦制」 -- 这恰是后来市场化能「自下而上」发生的制度土壤。

张军在这一讲亮出他自己的学术贡献。1992年他写《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核心洞见是：市场是「降维装置」 -- 一颗橘子需要多少信息（颜色、甜度、水分…），市场全浓缩到「价格」一个变量上；而计划经济恰恰相反，要不断「增维」才能维持运转，工程极其浩大。理性的计划者为了省信息成本，必然把国民经济约简成「受计划控制」和「计划外」两部分，再把计划层层下放 -- 这就自然长出了条块结合的管理结构（图2-9）：纵向的「条」归中央部委，横向的「块」归地方政府。「计划外」由此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常态，改革开放后增长就从这个「计划外」长出来（诺顿书名《从计划外增长》的妙处在此）。

后果也讲清楚了。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把体制概括为「三位一体」：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扭曲的宏观环境（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再用资源计划配置替代市场，微观上靠国企和人民公社保证方向。代价是增长大起大落（「一五」约10%，「二五」几乎停滞）、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重工业投资占一半，轻工业仅3%--7%）、消费品长期短缺，以及最致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不可持续 -- 苏联的TFP对增长的贡献从1960年代的10%一路降到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TFP贡献曾达1/3以上，只是近年也在下滑。这就是封闭计划经济的根本教训：离技术前沿远时靠堆资本还行，一旦无法从贸易和技术引进中获得进步，增长就难以为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农业合作化运动：理想与现实

这一讲张军把镜头拉到20世纪50年代那场代价惨重的政策实验--农业合作化，以及紧随其后的1959--1961年大危机。他的切入很清醒：合作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苏联模式加上“工业化优先”这个硬目标逼出来的。既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当时中国是小农主导的落后经济，唯一的经济剩余只能从农业里挤，于是国家用定价权提取农业剩余去补贴城市和重工业，这就是常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要稳定地拿到更多粮食，就得改掉家庭耕作，把农民组织进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马克思关于“农业大规模生产优于小生产”的论断，张军提醒要打个问号--那是针对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观察，并不天然适用于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真正把它变成行动纲领的，是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令，到了中国被简化成“以钢为纲”。理论上当时左派经济学家的“大推进”（Big Push）思路也支持这种激进路径：在资本稀缺的起点上，把有限资源砸向带强外溢效应的基础产业。

第二部分转到制度内部的激励机制，这是张军的学术老本行。合作化采用的是“工分制”：以劳动日为单位计量投入，一个劳动日满工分10分，由队长凭经验评定每个人的工分。“按劳分配”听上去比大锅饭科学，张军自己90年代就建了个模型证明：如果监督完全、能精确计量每个人的边际产出，工分制的激励确实强于工资制、更强于平均分配。但关键前提恰恰是“监督完全”--而农业劳动极难计件、规模动辄上百人，队长根本盯不过来。一旦监督不完全，工分制就滑向“吃大锅饭”，社员每多干一单位的回报只剩边际产出的1/N，积极性跌到谷底。这背后是经济学里“团队生产”与“搭便车”的经典难题：要让合作团队有生产力，规模不能太大、最好自愿形成；而人民公社又大又强制，自然走不出高效率。

第三部分是大危机的解释之争，张军把三种视角摆得很清楚。微观/激励视角以林毅夫1990年那篇JPE论文为代表：强制入社把“重复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可自我实施的合约崩塌，农民失去自由退出权，TFP随之骤降。宏观/制度视角以钱颖一（Nancy Qian）等人的研究为代表：主因是政府1959年秋从农村过度征购粮食，那种不灵活的累进收购政策（棘轮效应、“鞭打快牛”）源于信息不对称--农民没动力如实报产、地方为讨好上级瞒报，中央反应滞后。气候视角则以岭南大学鄂益耀（Kueh）教授的研究为代表：他跑了全国各地整理洪涝史料、构建“气候指数”，发现1960年前后气候确实异常，且“三三制”耕作制度对危机的“贡献”约61%，剩余39%才归咎恶劣天气。张军还补充了学生范子英的发现：1958年粮食由集中管理改为“包干制”，叠加“工业大跃进”催生的粮食需求，使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更严重。三种解释并不互斥，合起来才照见那场危机的全貌。

1958年，全国建立了2.6万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人民公社。当时中央对外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

196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战略

这一讲张军把「工业化战略」这件事从头理了一遍：先讲思想家们怎么想，再看中国自己怎么走，最后给改革开放后的成功一个他自己的解释。理论部分他铺了一条谱系--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说，主张落后国家要靠政府计划搞大规模同步投资，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跳出低水平陷阱；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唱反调，说资源有限就该优先砸带强「联系效应」的战略性产业，让它去带动上下游；再到贸易战略的分类（梁能把传统「进口替代vs出口促进」两分法拓展成五类），以及张夏准那本《富国陷阱》的核心控诉：发达国家自己当年是靠保护幼稚产业、政府主导工业政策起家的，如今却踢开梯子，逼发展中国家照「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私有化来，结果1960--198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约3%，到1980--1999年反而跌到1.5%，反而违背了「条件收敛」。最后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及其延伸「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按要素禀赋动态捕捉比较优势，政府做「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这些理论不是书斋游戏，它们正好对应后面中国的两种实践。

第二部分落到「大跃进」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张军点明，1958年北戴河会议把钢产量指标定在1070万吨（要在1957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背后是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优先逻辑：资本稀缺的农业国要搞重工业，就得用扭曲的宏观政策（压低利率、汇率、工资和必需品价格）把资源挤过去，利率月息从1950年的3%一路压到1971年的0.5%以下，消费品价格也被人为压住。配套的微观制度是城市国企加农村人民公社，结果就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TFP低下、劳动激励不足。林毅夫等人在《中国的奇迹》里把这一套概括为「发展战略→扭曲的宏观环境→扭曲的微观基础」的连锁。表4-7显示GDP增速在1953--1978年间大起大落（「二五」期间甚至转负），就是这套战略付出的代价。

第三部分才是张军的「私货」，也是全书最有辨识度的观点：解释中国奇迹不能只说「转向出口导向」。他先摆出诺顿的「计划外增长」、自己的「双轨制」、林毅夫的比较优势、钱颖一和许成钢的「M型结构」、张五常的县际竞争、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朱天的「文化--制度」论，承认这些独特性都有道理。但他追问：为什么偏偏是出口导向容易成功？他的答案是「两个最小化条件」--出口加工业务可以局限在局部区域、对整体制度质量要求最低（可行性最小），且对国内其他部门冲击最小、政治上最可行（可预行性最小）。可中国是个大国，还背着占绝对份额、技术落后、缺自生能力的进口替代产业。光靠沿海加工出口积累外汇去慢慢改造它们，是等不起的。所以真正关键、却常被经济学家忽略的，是进口替代产业部门自己的转型--他以1984年上海大众合资为样本：用市场换技术，逼着本土零部件产业链长出来，1988年国务院22号文更把「中外合资改造老企业」制度化。张军的结论干脆：中国崛起是「双轨」的--一条轨推原有进口替代产业升级，一条轨放出口导向部门扩张，两轨并行，最后水到渠成完成并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其中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我认为虽然发展经济学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两种战略的分析框架是有益的，但若只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因为它成功地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这种分析是不完全的。

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这一讲张军讲中国改革的第一场胜仗--农业，而且他把它拆成两条线：一条是制度怎么「自下而上」长出来的政治过程，一条是增长到底由什么驱动的学术测算。开头用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1978年按手印立「分田到户」契约的故事切入：那一年安徽大旱，农民走投无路才冒死分地。但光有农民不够，张军花大量篇幅还原了上层怎么「追认」这场变革--万里主政安徽、顶着「农业学大寨」的路线默许包产到组；杜润生起草文件、在1980年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和反对者争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名言（贵州池必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胡耀邦配合万里推动合法化；邓小平1980年5月谈话明确表态「不必担心」。最终妥协出1980年「75号文件」（困难地区可包产到户），再到1982年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彻底放开。张军的洞见是：几乎所有成功改革都不是顶层设计，而是自发秩序，决策层可以把它掐死也可以让它发扬光大；而当时一个像邓小平这样有分量的人物的存在，决定了自发秩序能否被接纳。所谓「政策落后于变化」，正是对自下而上改革的宽容式追认。

第二条线是增长核算。制度之外，1979年起农产品收购价大幅上调（粮食征购价提20%、超定额部分再提50%，加权平均涨22.1%、边际价涨40.7%），价格结构从定额征购为主转向市场价为主。张军系统介绍了三篇里程碑研究：林毅夫1992年AER论文用生产函数分解，算出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约46.89%（供给响应函数口径下42.23%）；麦克米兰等人1989年JPE论文更早，认为78%的农业生产率提升来自HRS、22%来自提价；刘遵义等人则换个角度，说改革本质是「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向边界移动」--改革前中国GDP有52.43%的潜在增长空间，消除闲置就能让GDP增约50%，且这是一次性效应，不可重复。有意思的是，2023年一位伯克利博士后用卫星遥感NDVI数据「唱反调」，认为HRS对生产率没显著影响、1979年提价才是主因，但张军指出大多数亲历者仍相信没有激励就没有增长。

第三部分讲改革的「后劲」与代价。HRS效应在1984年前后释放完毕，而按人口均分土地带来了碎片化、产权不清、流转困难。张军顺着这条线梳理了后续制度演进：2003年《土地承包法》首次允许合法流转；2008年起土地确权试点、2013年全面铺开；2014年后「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对应的实证研究也摆了出来--阿马拉次亚尔等人发现承包法使农业产出+8%、生产率+10%；土地确权后高人力资本农民迁移率提高约15%。最后用龚斌磊2018年JDE论文把1978--2015年农业改革切成六个阶段，结论是：劳动弹性持续下降、化肥与机械弹性上升，当前增长越来越依赖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未来中国农业的真正空间在技术创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就是著名的“切三刀”说法。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这一讲张军把「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这件事放到比较转轨的框架里讲，核心就一句话：转轨不必然衰退，中国走出L型是靠策略和初始条件的组合。开头用萨克斯和胡永泰1994年的数据砸实--1992年中国GDP增长12.8%，同期俄罗斯-19%、保加利亚-22.7%，布兰查德把这些衰退国家画成U型/L型曲线，根子是「休克疗法」：价格货币管制突然放松、国企快速私有化，导致原有计划体系「解体」（disorganization）、市场又一夜建不起来，出现「协调失灵」真空期，国企供应链断裂、产出崩塌。张军点破激进改革的哲学底色是「不破不立」的建构主义，既无文化土壤（中国儒家讲中庸），更缺政治共识，连早期「不许包产到户」到「切三刀」再到全国99%普及都耗了约6年。

接着他摆自己的学术贡献。与哈勒根1999年的论文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说明：改革速度不是外生的，它取决于初始条件（用期望寿命代理）和政治结构--改革派政府要在保守派不抵制的约束下选最快速度，实证用26国数据验证了「初始条件越好、改革越快、增长越高」。更精彩的是钱颖一和许成钢的「M型 vs U型」结构论：苏联是垂直单一的U型，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改革成本高、试点不可行；中国是M型--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国企、地区间相对自给、彼此竞争，下放财权（财政包干、预算外收入）后，地方有动力搞试验，试点失败成本低、不冲击宏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区、乡镇企业能「自下而上」冒出来。墨菲、施莱弗、维什尼的「局部改革理论」补上关键一刀：苏联1988年局部改革崩了，因为政府无力强制国企继续履行计划配额，生产资料从国企「流失」到私企（供给流失模型）；而中国靠价格双轨制把计划轨总体维持住，政府强执行交付配额，才避免了产出崩溃。

最后落到政治约束。张军认为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2024年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说的就是制度内生于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改革始终遵循「帕累托改进/皆大欢喜」原则，因为意识形态是最大政治约束：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只敢提「商品经济」、不提「市场经济」；复旦张薰华从马克思地租理论论证可学香港土地批租，替上海找钱扫清思想障碍；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还有厉以宁（先搞所有制改革、绕开价格）与吴敬琏、周小川（整体配套改革）的路线之争。张军总结：那一代政治家极力避免激进，靠「小步快跑」在1997--1998年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架构，没让经济承受大震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局部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改革后企业仍能继续执行计划指标的合同，这可以有效避免国有企业的产出崩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转型初期避免出现L型曲线产出变化，自然也和价格双轨制下的计划轨道总体上能得到维持有很大的关系。

价格体系改革与“双轨制”

这一讲张军把视角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价格体制改革，主角就是「价格双轨制」。起点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124位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浙江德清吵了七天，吵出三条价格改革路线：周小川代表的「调派」（小步快调、逐步并轨）、张维迎代表的「放派」（一步或分步放开、长痛不如短痛）、以及华生等人综合出的「双轨过渡」（放调结合、利用已有双轨价让计划价和市场价逐步靠拢）。后者被国务院采纳，1985年1月《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标志生产资料双轨制正式合法化。但这套制度一落地就引发激烈争论，焦点是它催生了「官倒」和腐败--官员从计划内低价拿生产资料、转手到市场套利，吴敬琏借机引入寻租理论（张军特意澄清：政府是「设租者」，真正寻租的是绕过管制获利的企业和个人）。

张军还原了路线之争的全过程：一边是以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周小川为代表的「整体配套改革」派，认为双轨制长期维持会协调失灵、埋下腐败，主张价税财金贸配套推进；一边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企业改革主线」派，那句名言是--「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1986年国务院一度批准配套改革方案、邓小平也点赞，但10月突然转向、改以国企承包和「五大包干」为主线。1988年想「价格闯关」，消息走漏引发全国抢购风（零售物价指数窜到18.5%），被迫叫停；直到1992年第二次闯关才真正成功（571种生产资料定价权交还企业）。

第二部分用特征事实和数据讲双轨怎么运转。制度源头是1979年扩大国企自主权（自销权）、1981年原油出现两种价格、1984年「扩权十条」允许计划外价格在计划价±20%内浮动、1985年取消限制。刘遵义、钱颖一、罗兰2000年发表在JPE的「Reform without Losers」（张军译为「皆大欢喜的改革」）用数据说明：谷物按计划价采购占比从1978年的94.4%降到1990年的31%，零售品计划价份额从97%降到30%，国有部门终身制岗位占非农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60%降到1994年的26%--市场轨一步步吃掉计划轨。第三部分上升到理论：伯德1989年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双轨均衡存在且不受约束部分可达帕累托最优；刘遵义等人则给出双轨制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精确条件--只要计划配额小于自由市场均衡量，无论计划价是否有效率，双轨制都不使任何人受损，且市场轨完全自由化时还能达到配置最优。这就是双轨制在政治上能走通、在经济上能平稳过渡的学理根基。

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制度创新

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它既不是纯粹国企，也不是民企，却在几十年里撑起了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它的前身是「社队企业」：1958年大跃进时为就地加工农副产品而兴起，1962年调整时期大面积下马，到70年代借农机、化肥需求才慢慢复苏。改革开放后它正式改名「乡镇企业」，并跑出三种典型模式：苏南靠上海的技术溢出（「星期日工程师」周末下乡），浙江义乌靠小商品集聚市场，广东顺德靠北滘裕华风扇厂、容奇大进制衣厂这类「三来一补」起家。

一个关键谜题是：乡镇企业名义上归「全乡农民集体所有」，但真正控制和承担风险的其实是乡镇政府--张军与王(Wang)1994年发表于JCE的论文把它概括为「 Chang-Wang 模型」，即政府扮演了事实上的所有者与监督者(TVG)。它经历了四个阶段：1984--1988年爆发式增长，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受挫，1992--1994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再度繁荣，1995年后逐步法制化。到巅峰期，乡镇企业增加值约占GDP的28%，1998年贡献了工业增长的46.3%，吸纳就业超过1.2亿人。它缩小了城乡差距，却拉大了区域差距--万广华(2004)的分解显示，乡镇企业是农村区域不平等最显著的因素，贡献了25%--35%。

为什么它能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成功？巴里·诺顿(Naughton)归纳为三点：乡镇企业面对的要素价格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土地有限、资本稀缺」的真实禀赋（工人工资不到国企六成，是典型劳动密集型）；它分享了国企因违背比较优势而留下的市场空白；围绕它的地方体制框架（低税率、政府担保信贷）也有利于生长。更深刻的解释来自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与许成钢的「界定模糊的合作社」(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1994)：标准产权理论假定人是「文化真空」的，只适用于低信任(λ值低)社会；而中国是高信任(λ值高)社会，非正式合约和隐含预期能替代明文产权，所以模糊产权也能高效运转。李稻葵(1995)用模型证明：在外部市场环境不确定、交易成本高时，企业家反而自愿选择模糊产权--这与乡镇企业「先发展、后让位给民企」的历史轨迹完全吻合。张军把这套现象称为挑战传统产权理论的「中国悖论」。周黎安则点出结局：「成也政企关系，败也政企关系」--市场化深入后，模糊产权的弊端暴露，民企的制度优势压过乡镇企业，最终走向改制与民营化。

张军在这一讲收尾时抛出一个研究方法的体会：欧美主流经济学理论多建立在西方成熟市场经验上（诺斯讲清晰产权、阿西莫格鲁讲「狭窄走廊」），解释不了中国的崛起。当现实现象与既有理论不匹配时，正确的做法不是硬套，而是反思理论忽视了什么--魏茨曼和许成钢正是从乡镇企业这一种「异常」出发，反过来拓展了产权理论。这既是乡镇企业留给经济学的遗产，也是给年轻研究者的提醒：理论的多样性，远比单一模板重要。

乡镇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反映了中国真实的要素禀赋。中国的基本经济禀赋是劳动力丰富、土地有限、资本稀缺。『大跃进』运动最大的不合理性之一就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之下，乡镇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与中国的实际要素禀赋更为一致。

作为『界定模糊的合作社』(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乡镇企业的特征几乎与标准的产权理论完全相反……按照传统产权理论，它应该是不负责任和低效率的。然而，即使没有界定清晰的产权，乡镇企业依然运转有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国企改革、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增长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中难度最大的一环。与苏东不同，中国没有搞「存量改革」、没有大规模私有化，而是走「增量主义」--允许国企在完成计划配额后按市价卖「计划外产品」。到90年代，非国有部门（乡镇企业、外资）份额变大，国有部门的相对贡献下降，这才为「结构性改制」创造了低社会成本的窗口。

改革分三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年10月四川率先试点（重庆钢铁、宁江机床厂等「老六户」），到1980年6月试点扩至6600家国企，占预算内产值60%、利润70%。但放权暴露了三问题：国企投资扩张冲动（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工资侵蚀利润」（利润变奖金）、地方保护主义（烟叶大战、羊毛大战）。为此尝试「拨改贷」(1979试行，1985全面推行)。第二阶段(1985--1992)是「两权分离、承包制」：1987年全面推行，当年财政增收60多亿。但承包制「负盈不负亏」、合同期短(3--5年)、诱发短期行为--张五常点破：农业承包成功因生产函数直接，国企承包不成功因盈利因素多不可控；谢千里等也发现承包对生产率的提升微弱。第三阶段(1993--2002)是「产权改革、改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公司法》落地。核心是「抓大放小」--「抓大」借鉴日本主银行模式组建集团，「放小」涌现长沙模式（两个置换：所有权+工龄置换）和诸城模式（职工出资买断）。朱镕基1998年启动「三年国企脱困」，用债转股（信达等四大AMC）、再就业中心安置下岗职工。新国企（TCL、联想）也在此期诞生。

为什么90年代国企利润率持续下滑、甚至全行业亏损？两种解释。诺顿的「竞争侵蚀利润」假说：非国有部门进入削弱了国企垄断，边际利润下降--80年代轻工业利润率降幅(60%)远大于重工业(20%)，正好印证非国企主要进了轻工业。张军则提出「亏损侵蚀利润」假说：统计利润率是「净值」（盈利企业利润减亏损企业亏损），1989年后亏损企业比重陡增，把部门利润率「侵蚀」掉了--1989年前两种利润率差距仅约1%，微不足道；1989年后差距扩大到约4%，而当时公布的利润率才4%左右。两时期回归显示：80年代利润率下降主因竞争，90年代主因亏损结构恶化。

国企改革的外溢效应推动了结构转型与生产率增长。库兹涅茨指出快速结构转型是现代增长的关键，工业份额呈倒U型「驼峰曲线」。张军、陈诗一与谢千里(2009)用38个工业行业面板分解TFP：1981--1991年要素合理配置贡献大，1992--2006年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轻工业TFP增长更高(「蘑菇效应」)，宏观政策促成整体进步(「酵母效应」)。Brandt等(2020)核算1979--2018：人均物质资本积累最关键，人力资本作用有限，2009年后TFP贡献下滑。刘晓光、龚斌磊(2022)用变系数新增长核算模型发现，一产向二产转型对GDP增长贡献约0.32%，东部(0.49%)是中西部的七倍。干春晖、郑若谷(2009)用偏离--份额法：1978--2007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62.21%来自产业内部提升、37.79%来自结构转移；资本生产率增长则完全来自产业内部，结构转移反而呈负贡献。多种方法共同指向：国企改革释放的结构红利，是中国工业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

1985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说：在中国不存在企业，几乎完全不存在。

作为一个部门意义上的总量概念，『利润总额』其实是『净利润』，因为是全部盈利企业的利润减去给定部门的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之后的『净值』。只要把部门的『利润总额』与部门的『亏损总额』加总起来，实际上就『还原』了部门实现的全部利润的实际数额。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

中国自古不是联邦制，但计划经济一开始就带「分权印记」--与苏联靠中央专业部垂直控制的U型结构不同，中国的M型结构让地方始终保有财力。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就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1970年备战驱动的大分权更唤醒了地方自我利益意识（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称其可能变成离心力量）。改革开放后，央地财政关系经历两次大变革：80年代初的财政承包制，和1994年的分税制。

财政包干(1980--1993)分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利改税后）、以及1988年后的「多种形式财政大包干」--全国实际实行六种包干（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包干暴露大问题：王绍光指出中央有「鞭打快牛」的事后机会主义，地方政府便「留一手」不努力征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40%多降到不足30%，预算外资金、小金库泛滥。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1949年以来力度最大的财政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收入（消费税、关税归中央；增值税中央75%、地方25%；企业所得税2002年改为共享）、划分事权、建立「两税返还」基数法、分设国地税。它重新强化中央财政，形成张军所说的「区域分权化的威权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并显著抑制了预算外收入。但代价是支出责任下移--2002年地方只占财政收入45%，却承担约70%的支出。

分权理论有三代。第一代始于蒂布特(1956)的「用脚投票」：居民自由迁徙显示偏好，地方政府竞争供给公共品，奥茨「分权定理」、布坎南「俱乐部理论」跟进，核心是分权更有效率；局限是「仁慈政府」假设、发达国家背景。第二代由许成钢、钱颖一、罗兰、温加斯特等人发展，提出「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五条件)和「中国式联邦主义」，把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转型增长挂钩，并用M型结构解释渐进改革；局限是假设中央过于掠夺、难以解释分税制后地方仍积极发展经济。中国特色理论补上缺口：中国式财政分权 = 经济分权 + 垂直政治治理（对上负责、自上而下「标尺竞争」），导致「重基建、轻公共服务」的支出偏向（张军、高远、傅勇2007；方红生、张军2009发现衰退期75%概率执行扩张性政策）；郭庆旺、贾俊雪的「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周期理论」解释地方过度投资→过热→中央紧缩的循环；「新财政收入集权理论」说明财政集权反而激励地方「蒂布特式」竞争发展制造业（增值税仅分25%仍积极，因有营业税+土地出让金溢出）。

落到增长机制，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最激进：他认为县际竞争是经济奇迹主因，增值税类似「佃农分成制」（借马歇尔注脚：地主可调资本强迫耕耘密度，使分成与固定租金等效），县政府甚至以「负地价」免费供地、建厂房招商引资，干部按投资额拿1%--15%佣金。公共经济学文献分歧明显：奥茨(1993)认为分权与增长正相关，巴德汉(2002)却警告发展中国家分权可能危险；林毅夫、张涛、龚六堂等用Barro-Mankiw式增长方程证实分权有正向作用，邹恒甫则得相反结论。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2007)点出政治激励：省级官员升迁概率与GDP增长显著正相关（李宏彬、周黎安2003），姚洋、张牧扬(2013)用城市匹配数据验证官员个人效应显著--但锦标赛也导致地方保护、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曹春方等发现晋升压力诱发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分权与增长，就这样写成了中国改革的生动缩影。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切断了收入与支出需求的联系，使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负担加重了……2002年，地方政府在全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大约为45%，却承担了全部预算支出的70%。

张五常强调分税制改革后的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激烈的县际竞争是经济奇迹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国民收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这一讲谈的是「数据背后的故事」--我们天天用的GDP是怎么算出来的，又藏着哪些坑。新中国成立初期用苏联的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只认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五大「物质生产部门」，金融、教育、医疗都被视为不创造国民收入。它的硬伤是忽视服务业、不适应市场化、还重复计算（汽车产值已含钢铁，又被计入总产出）。

1985年起中国向国际通用的SNA转轨。SNA源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报告，1953年联合国首发，历经1968/1993/2008三次更新，核心是GDP。关键节点：1992年GDP取代国民收入成为核心指标，1993年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200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宣告全面转轨（并回溯了1952年以来的可比数据），2016版又做大量修订。现行框架分「基本核算」（生产/收入/支出三法算GDP、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资产负债、国际收支）和「扩展核算」（资源环境、人口劳动力、卫生、旅游、新兴经济）。GDP三法理论上应一致：生产法（总产出减中间投入）、收入法（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折旧+营业盈余）、支出法（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中国习惯公布同比而非环比，是为避免季度波动干扰。

但核算体系的争议不小。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有水分：2019、2020年投资额其实比上年少，公布增速却仍为正（5.4%、2.9%）--地方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形象进度法」（统计局员去现场目测大楼进度）估算，弹性空间大，易操纵。第二，张军与合作者《中国的投资数据有多准确？》发现「固定资本形成」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2004年后持续拉大，且支出法GDP很可能并非独立核算，而是由生产-收入法GDP倒推；按官方方法重估，2012年固定资本形成比公布值高64%，水分来自地方虚报（云南陆良、广东横栏等被通报案例）。第三，消费率被严重低估：朱天、张军《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多少？》指出三大原因--①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统计局用「虚拟折旧法」低估，改用「使用者成本法」后居住消费率超12%、接近OECD；②企业公款消费（公车私用等）计入企业成本而非居民消费；③住户调查中高收入家庭样本不足，可支配收入仅占资金流量表的七成出头。重估后2004--2009年总消费率均超60%，2009年达61.5%而官方仅48.5%，投资率重估约36%而非官方48%。

为绕开GDP操纵，2010年《经济学人》推出「克强指数」--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中长期贷款三指标结合，源自李克强在辽宁用此法研判经济；国际机构更认它。跨国比较也需谨慎：汇率法只反映可贸易部门，常用PPP（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但佩恩表中国数据偏重一线城市。最后，学界用非市场服务价值、绿色GDP（SEEA-2012的EDP）、OECD美好生活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等扩展指标补足GDP--中国HDI 2022年列全球第75，是唯一从「低人类发展组」跃升到「高人类发展组」的国家（1980--2010年HDI增长55%来自收入、35%教育、10%健康）。

在官方披露的数据中，中国的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大多数国家水平，因此普遍存在中国经济需求严重失衡的观点。然而，实际上官方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导致了这一广泛流行的错误判断。

国家统计局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了『打折』处理……用生产-收入法核算的GDP倒推资本形成总额，而非按照官方公布的方法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础计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中国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

这一讲把镜头拉到宏观--中国经济为什么一会过热、一会紧缩，政府又是怎么用财政、货币、价格这几只手去「踩刹车」和「踩油门」的。故事要从计划经济时期说起。

在计划经济下，所有经济流量归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宏观平衡靠「三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理论上，只要总生产等于总需求、投资品与消费品供需各自相等，经济就稳。但计划者并不是全知全能，信息不对称加上激励不足，资源错配是常态。更关键的是价格被冻结，所以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并不表现为通货膨胀，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短缺。为了缓解短缺，计划者向生产者「让利」、压低生产成本，本质是「未来向现在让利」--用牺牲长期增长来换眼前产出。结果实际增长率被抬高到适度增长率之上，短缺催生短缺、过热催生过热，陷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图12-2显示计划经济时期GDP增长率波动幅度高达15%。

改革开放后价格放开了，失衡就从短缺变成通胀，并经历了四次明显的宏观波动。第一次（1978--1982）：文革后「大干快上」，1978年务虚会一口气签下160亿美元的引进项目，财政赤字从1978年的10亿盈余转为1979年206亿赤字（占GNP的5.2%），现金供应增速飙到25.5%，零售物价从0.7%涨到6%。第二次（1984--1986）：十二大定下「翻两番」目标，加上一个技术性失误--1985年央行规定以1984年实际贷款额为基数，逼得银行年底突击放贷（贷款额比上年增长28.8%），企业第四季度工资奖金同比猛增38%，现金发行多出262亿。第三次（1986--1990）：紧缩后刚复苏，1988年仓促「价格工资改革闯关」，通胀预期形成，全国零售物价同比涨26%，引发抢购风潮，被迫「强行着陆」。第四次（1991--1995）：邓小平南巡引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第四轮通胀居高不下，直到1993年中央出台16条紧缩措施才稳住。

这中间的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是分水岭--诺奖得主托宾主张「三紧」（紧财政、紧货币、紧收入），多数经济学家支持紧缩，坚定了国务院稳定宏观的决心。吴敬琏后来梳理出当时关于宏观政策的四种争论；张军从这段历史提炼出三条经验：单靠管制贷款规模的行政手段作用有限，经济手段才是主角；直接干预价格会扭曲资源配置；金融体系改革必须跟上全球化。

分权也是波动的深层推手。Feltenstein和Iwata（2005）区分了两种分权：经济分权（国有转非国有）推高增长，财政分权（财力下移地方）则削弱中央收入、迫使央行印钞补国企，从而推高通胀。他们的实证显示，1978年前后增长与通胀的相关系数从-0.95翻转为+0.71，反事实模拟表明没有分权则增长和通胀都更低，邹检验（Chow test）则显示改革前后差异不显著。

最后看两只具体的宏观工具。利率市场化走了三十多年：1983年先搞「双轨制」（基准贷款利率上下浮动20%，帕累托改进），2004年基本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因怕恶性竞争更谨慎，到2004年10月才上下限同步放开，同业拆借早在1996年就完全市场化。易纲（2021）总结出现行「政策利率→市场基准利率→市场利率」的传导框架；张成思（2024）则建议按银行准备金充足程度，用超额准备金率（IOER）加公开市场操作（OMO）组合建「走廊-地板」体系。汇率改革分三阶段（表12-4）：1994年汇率并轨（成功）、2005年「721汇改」（参考一篮子、不再盯住美元，阶段性成功）、2015年「811汇改」（中间价改参考上日收盘价，一次性贬值1136基点，但时机引发争议）。汇率改革方向是对的，只是节奏与时机需要拿捏。

在计划经济中，价格是固定的，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出现超额总需求之后，这种情况并不直接引发通货膨胀，而是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短缺」。

短缺加剧短缺、过度增长引起进一步的过度增长，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经济陷入「过热常态」。

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经济

这一讲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与全球基本脱节，1978年之后却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靠的是什么？张军把它拆成三块：早期特区与加工贸易的「试验-推广」、加入WTO的制度性冲击、以及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作用。

先说特区和加工贸易。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走的是「进口替代」路线，用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但代价是严重外汇短缺--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就是购买先进设备的硬通货。1980年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经济特区，深圳的特区条例（1980年8月26日诞生）给了三样东西：保护私人财产权、15%--24%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以及土地使用权的灵活安排。更重要的是深圳在体制上做了一整套「压力测试」：蛇口工业区最早搞公开招投标和承包制、把干部任命改成聘任制、1983年推行劳动合同制并配套社保基金、改革工资决定机制（浮动工资占22%）、还率先试验土地批租--1987年借鉴香港批租制，1988年宪法修正案直接追认「土地使用权可转让」。张五常特别看重这项「两权分离」，因为它后来成了分税制下地方增值税和土地财政的源头。这些试验通过「试验-推广-趋同」的模式扩散全国，图13-1显示深圳与全国增速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0%降到1996年的7%。加工贸易则是另一条融入路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1978年的「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第一桶金」，2001年前加工贸易一度占外贸一半以上，贡献了约2/3的贸易顺差。

真正的制度性跃迁是2001年加入WTO。15年谈判落定后，简单进口关税从15%降到2006年的10%左右，制造业产出品关税降到7.46%。学术界的实证很扎实：Brandt等（2017）发现产出品关税削减压低了价格加成率却提高了TFP，投入品关税削减则两者兼提升；陆毅等（2015）证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行业内的价格加成离散度，等于减少了资源错配；戴觅等（2021）则指出关税削减对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有短期负面影响，家庭靠女性老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回巢来对冲。对外，中国的「世界工厂」效应引发「中国冲击」（China Shock），Autor等认为这解释了美国1990--2007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约14%，但也有Kehoe等（2018）反驳说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主要不是贸易造成的。

第三块是FDI。中国吸引FDI的能力，一半靠制度（财政分权下地方竞争、基础设施），一半靠地理文化--Gao（2005）估算80%以上FDI来自亚洲，港台新占60%，若经济中心在新德里、FDI要降45%。关于「过度依赖外资」，黄亚生（Huang）认为是透支潜力，宋恩荣（Sung）则主张这是克服国企主导和金融约束的「次优策略」。罗长远、张军（2008）总结FDI以绿地投资为主、集中于制造业、偏东部沿海。FDI最大的价值，张军认为是「用非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换了一个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加工贸易让中国企业直接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绕过了国内产品市场的扭曲。展望未来，他认为服务业（医疗、金融、教育）的开放才是吸引新一轮外资的关键，自贸区的外资负面清单已从190项限制缩减到20多项，但实质性进展仍受利益集团掣肘。

通过引进外资，中国实际上是用其非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换取了一个一体化的国际市场。

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种种变革和对新体制的试验，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全局性的价值。

工资、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

这一讲聚焦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只「仪表盘」--工资是怎么定的，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什么先降后升。张军的核心判断是：这套机制脱胎于计划经济，带着大量特殊制度安排，经济学家还没完全讲清楚。

先看就业制度。建国初期城镇失业近500万，逐步形成「统包统配」加8级工资制（有意思的是，当时工资等级最高的是西藏新疆--艰苦地区的补偿性溢价）；农村则是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锁死的城乡二元户籍。改革开放后逐步松绑：1983年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国企搞「固定工+合同工」双轨，1994年《劳动法》落地，到1997年底合同制职工已占97.5%。户籍改革更慢，2013--2014年新一轮改革按城市规模分四类（50万以下取消限制、500万以上严控），张吉鹏等（2019、2024）把落户门槛量化后发现：北上深门槛最高且还在升，三四五线在降。2008年《劳动合同法》则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它给了工人过大谈判权、抬高了企业用工成本。

工资怎么定？理论上工资应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但张军和刘晓峰（2012）发现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工资，且两者差距持续扩大、相关性减弱。关键原因在所有制：国企、外企里「生产率--工资」挂钩紧，而民企里农民工保留工资极低、又无工会谈判，企业能用远低于生产率的工资雇人，联系就松了。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全国推广（名义最低工资涨超200%），某种程度上就是工会议价能力弱下的政府托底。詹宇波、张军（2015）还发现，中国的「集体协议」对工资几乎无影响，真正起作用的是工人「用脚投票」的离职威胁。

第三块是劳动收入占比（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这是全书的「题眼」之一。卡尔多事实说劳动与资本收入占比长期不变，但中国明显背离：从1990年代末约50%降到2006年40%左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55%--65%的常态。罗长远、张军（2009）从产业结构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最高的第一产业比重在降，二三次产业占比升却劳动收入占比低，加上1994年分税制抬高了资本议价能力；他们把波动分解为「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发现1996年后下降主因是产业间效应（一产比重下滑）。但故事在2008年后反转：张军、张席斌、张丽娜（2022）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劳动份额呈U型回升，全球多数国家仍在降。六种冲击里，「部门资本--劳动相对技术进步」的类型最关键，解释了上升的70%以上；模拟显示若投资效率年增5%，3--5年内劳动份额还能再涨约9.75个百分点。背后的大逻辑是农村可转移劳动力见底、供求反转，市场力量自会缩小「工资--生产率」缺口。

无论企业是否签订集体协议，其对工资的实际影响都不大……这种「用脚投票」的机制，即因工人选择离职而产生的威胁，实际上比集体议价对提高工资产生的影响更大。

从图14-15可以看到，自2008年以后，劳动收入占比（即劳动报酬份额）开始上升，形成了一个U型的变化趋势。

条件收敛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

全书最后一讲，张军把镜头拉到最长尺度--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怎样。他借用的理论工具是「条件收敛假说」：一个国家离自己的稳态收入水平差距越大，增长潜力就越大，前提是存在技术转移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1）实证了这一现象，跨国数据也支持--图15-1显示1994--2017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增速反而越低，152国里有116国增速超过美国。

但收敛不自动发生。东亚的经验给出警示：日本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70%左右就见顶回落，韩国1997年见顶，张军称之为「下台阶」。诺顿的点评很尖锐--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对房地产的刺激）被短期繁荣掩盖，一旦外部冲击到来就暴露，日本因此陷入「失去的数十年」。图15-3到15-5清楚显示，东亚各经济体人均GDP与美国之比和增长率呈明显负相关，中国近年增速持续放缓，正是收敛过程的体现。

那中国减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张军和合作者（2016《世界经济》）从结构转型视角测算：2015--2035年人均GDP年均增长潜力大约6%，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从23%升到52%需要约20年。但减速是结构性、难以避免的：布兰特等（2020）把劳均产出分解后发现，2009--2018年中国增长几乎全靠大规模投资而非效率提升，TFP份额不断缩小；2010--2017年TFP增速仅略高于零。模仿红利也在消退--早期靠模仿先进技术TFP快增，越接近技术前沿，自主创新越难、TFP增速越放缓，但它在GDP中的贡献份额反而上升。人口是另一只「刹车」：劳动年龄人口2011年前后达峰后转负增长，图15-20显示中日韩人口年龄中位数与增速明显负相关，中国年龄中位数近40岁时日韩增速约5%，预示着中国未来也可能低于5%。

关键是结尾的判断：张军不认同海外流行的「Peaking China」（中国经济见顶）论。他的底气是--中国仍是一个「可改革的经济体」。郝福满（Bert Hofman）的三种情景模拟很说明问题：基准改革增长率4.5%，有限改革3.9%，全面改革则达5.3%；全面改革下中国GDP总量约2033年超过美国、2050年达其1.5倍，不改革则永远超不过。张军自己最看重的是提升整体市场化水平、减少政府对产业（如新能源车补贴、光伏）的过度干预，以及改变导致官员「不作为」的问责机制--政府放权让利于民，才是释放潜力的真正开关。

中国作为一个可改革的经济体，结构性问题可以成为下一轮改革的焦点……「Peaking China」这个概念可能被夸大了。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滑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间点基本吻合，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增长减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