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拼命赶超，中国渐进改革成了、苏联休克疗法却崩了？

技术引进而非自主研发造就了中国增长奇迹

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占着全世界的整整三分之一；可到了1979年，一个普通中国人一年只挣210美元，仅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一个曾经的世界重心，如何在不到两百年里跌入谷底，又如何在随后三十年里翻回身来？这便是本讲要直面的悬念。

答案藏在“后发优势”四个字里。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对经济总体的依赖度不过9.5%。邓小平提出到世纪末“翻两番”，算下来每年需增长7.2%。作者林毅夫当时还是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心里直犯嘀咕--学界盛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定，除战后恢复期外，没有任何国家能长期保持7%以上的增速。结果却狠狠打了保守预期的脸：1979到2010年这32年，中国实际年均增速冲到9.9%，经济总量膨胀为1978年的20.5倍；贸易依存度更在2008年达到了62%。

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原文，第1讲

为什么能这么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里讲透了一个反直觉的道理：传统农民不储蓄，恰恰是最理性的选择。技术停滞时，你给一个农民多添一把镰刀，他割稻时两把并用，效率反而下降。只有不断提供更好的技术，资本积累才有回报、才有动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前沿国家存在技术落差，正是天大的红利--从国外引进技术的专利费通常不到原研发成本的30%，连失败研究的沉没成本都算上，往往连1%都不到。看人均产出翻一番花的时间便知：英国58年、美国47年、日本34年、韩国11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1977到1987）。这便是“后发优势”。

这份红利在危机里成了定海神针。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韩元从770一路砸到1700兑1美元，泰铢25跌到54，印尼盾2203崩到11950。国际金融界赌定人民币必贬，中国却顶住压力宣布不贬值，靠多年积累的外汇储备稳住币值，拉了东亚一把。2008年全球危机，中国又甩出4万亿（合6850亿美元）刺激，2009、2010年增速分别达9.2%和10.4%，而同期全球经济先萎缩2.3%再微增4.1%。

潜力还有多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2008年中国人均购买力仅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1977年的韩国--这些经济体随后都维持了7.6%到9.2%的增速。照此，中国有底气再跑20年8%。但隐患也明摆着：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升到2005年的0.42；2006年中国用全球5.5%的 GDP，吞掉了9%的石油、48%的水泥；腐败与教育短板更在暗处发酵。

这一讲用一串硬数字说明：中国奇迹的根，不是闭门搞自主研发，而是借技术落差拿到后发优势、按自身条件滚雪球式积累资本--这恰是全书“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入口。

麦迪森的估计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 原文，第1讲

科举排斥数学与实验，才是中国错失科学革命的根因

一个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的英国哲人培根，曾盛赞三项改变了文明进程的技术--火药、指南针和纸张印刷术。可他到死都不知道，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是欧洲人发明的，它们全都来自东方那个他几乎未曾留意的中国。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早早贡献出关键技术的文明，在两三百年后却被西方用蒸汽与钢铁远远抛在身后。同样的人种、同样辽阔的疆土，为何领跑千年后会突然失速？这道被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至1995）点名的谜题，正是本讲要拆解的核心。

要解这个谜，得先看中国凭什么长期领先。经济史学家麦迪森（Maddison）用长期数据测算：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此前近两千年稳坐头把交椅。公元元年时汉朝与罗马人均收入不相上下；罗马崩解后欧洲陷入割据、市场萎缩，中国却长期大一统、分工日深。技术上同样耀眼--培根礼赞的三大发明皆出华夏，十一世纪宋朝钢产量已达十五万吨，是整个欧洲的五六倍，铁制兵器也压过欧洲的铜制装备。制度层面也比想象的现代：春秋战国就允许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范蠡弃官从商，凭“贵上极则反贱”的投机规律三聚其财，把后世股民追涨杀跌的弱点早看透了。

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 原文，第2讲

那么领先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作者林毅夫给出的钥匙是“经验型尝试错误”。在前现代社会，技术靠农民工匠在干活中偶然试错积累，而试错次数越多、撞上新法子的概率越高。中国自古人口稠密，能下田务工的人多，经验试错的样本量天然庞大--这是“人多力量大”在发明史上的真实含义。八到十二世纪技术一度加速，则因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逼迫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水田把耙子改成锄头、马车换成船，技术分布曲线整体右移。

解释“为何掉队”的主流说法站不住脚。英国学者伊懋可（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人口爆炸压低人均耕地，剩余太少买不起机器，劳力太便宜也不换机器。林毅夫直指这是循环论证--它先暗设“没有技术变迁”去解释“为何没有技术变迁”。史实不支持：八到十二世纪人均耕地在减、技术却在加速；“一五”计划人口史上最多，积累率仍达百分之二十五，说明从不缺剩余，缺的是投进新技术的冲动。

真正的分水岭是工业革命，其本质不是蒸汽机本身，而是技术变迁速度开始“加速”且停不下来。秘密在试错方式从经验转向实验室可控实验--一个科学家试错量可抵上千农民工匠一辈子，人口多寡不再关键。更致命的是，西方遇到发明瓶颈后会砸钱研究基础科学，让技术分布曲线再度右移，循环往复。而这条路的起点，是十五、十六世纪诞生的科学革命：用数学建模自然，用可控制实验检验假说。

中国并非缺有好奇心的人--人口多，好奇的天才也多。卡点在于数学与可控实验是后天要学的本事，而科举制度把最聪明的大脑全吸走了。自宋朝起，科考教科书锁定“四书五经”，字数叠加四十余万，每天背两百字需六年多，再加读史写八股，至少“十年寒窗”。回报实在诱人：书中自有黄金屋，及第便能光宗耀祖。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聪明人全去搏功名，没动力碰数学和实验。连科考早年曾设的数学科，也被皇帝以“无助于统治”取消。《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在序言里直说：聪明有抱负的人不该读这本科技书，因为它对科举没用。王阳明观察到“山高月远觉月小”的现象，放到现代科学也对，却因缺数学工具始终没能长成体系。反观欧洲，贵族靠世袭，少数有好奇心者反有闲钱钻研数学与实验，科学革命就此在西欧破土。

本书主线--产业与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按比较优势才能最快积累资本、升级禀赋--在本讲投下长影：当科举把人力资本强行配置到读经做官，社会就主动放弃了“科学革命”这种最稀缺的要素能力，技术结构被锁死在经验试错老路上，最终由领跑沦为落伍。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 原文，第2讲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要素禀赋根本矛盾

17世纪末，中国还被视作强国；仅仅过了百余年，却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给“蛮夷”英国，此后中法、中日、八国联军接踵败绩，割地予英日俄，与二十多国签下不平等条约。一个千年文明何以如此脆败？作者林毅夫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主因不是清政府腐败，而是工业革命把中西差距拉爆了。

看数字便知落差之巨。按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换算，1820年中国人均收入523（1990年国际元），美国1287、英国1756，中国仅及美国的四成、英国的三成；到1950年，中国变成614，美国已9573、英国6847，中国只剩美国的十五分之一。欧洲起初靠地理大发现掠夺金银致富，真正拉开身位靠的是18世纪后的技术加速--而科举与儒家教育下的中国，始终没能长出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学习外国理论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致。— 原文，第3讲

屈辱逼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救国路，却走过三段弯。1840年战败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洋务运动，信的是“中体西用”，买枪炮轮船、建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骨子里仍觉文化优越。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军舰更新却惨败，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号葬身海底--野史载日本武官早看透：中国兵无现代组织纪律，再好的枪炮也白搭。反思遂转向制度，戊戌变法要学日本君主立宪、废科举，却遭镇压，只留下如今的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及至一战中国身为战胜国，青岛却在《凡尔赛和约》里被转交日本，引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终于认清：光有器物和组织不够，还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价值。

社会主义思潮随后燎原，既因反西方情结，也因苏俄主动废不平等条约、且30年代西方深陷大萧条时苏联迅速工业化，形成强烈反差。但照搬理论也栽过跟头：中共早期按列宁主义搞城市暴动，在俄国屡试不爽，在中国却全数失败。根子在于俄国无租界，工人暴动遭沙皇镇压、失尽民心；中国大工厂多在租界，五卅惨案里日英直接镇压工人，怒火烧向列强而非中国政府，后者反而渔翁得利。这提醒我们：任何理论都有前提，细微条件一变，效果就南辕北辙。

真正破局的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农村土地极度不均--占人口3%的地主握着26%耕地，68%的贫农仅得22%。“打土豪、分田地”正中农民痛点，政府若镇压便如沙皇般丧失合法性。这是活学活用、实事求是。

建国后，毛泽东为何又“照搬”苏联？作者点破：革命时中苏目标同、环境异，故方法异；建国后目标同、条件同（同是贫穷农业国要强军备），方法自然也同。1952年定下重工业优先，因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就要挨打。可重工业的三大特性--周期长达五到十年、设备须进口、一次性投入动辄几十上百亿--与贫穷农业国的三个特性--剩余少致资金贵（民间月息2%到3%属正常）、出口少致外汇贵、资金分散难动员（农民宁把百来块钱缝进被子里也不存几十里外的银行）--根本顶牛。按市价算，月息2.5%折年息30%，十年复利竟要还13.7倍，世上哪来这等利润？于是市场经济下根本建不起重工业，只能靠计划体制强推。毛泽东的“照搬”，恰是这套约束下的“实事求是”。

这一讲铺开全书的核心前提：当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违背一国的要素禀赋（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企业便天生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只能靠扭曲价格、计划配置与国有化来硬撑--三位一体的扭曲由此埋下。

中国占人口总数3%的地主控制了26%的耕地，而占人口68%的贫农拥有的土地只有22%。— 原文，第3讲

赶超战略如何塑造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核心是保证156个重工业项目。但重工业有三个'反骨'特性：建设周期长（五到十年）、关键设备靠进口、一次性投入动辄上百亿。而当时的中国是个剩余极少的农业国----资金少所以利率高、出口少所以外汇贵、生产散所以难动员。两种特性正面相撞：周期长的项目根本付不起高利息；要进口设备却外汇短缺；在穷农业国里也凑不齐钱。一句话，靠市场价，重工业建不起来。

那怎么办？只能靠政府行政手段硬推，由此长出宏观、配置、微观'三位一体'的扭曲体制。第一层是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把银行利率压到远低于市场水平，人为高估本币、压低外汇，让进口设备变便宜；再压低原材料、工资和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这样做的内在逻辑很直白----只有把投入要素价格全压下去，靠进口设备建起来的重工业企业才能有'高利润'去支撑下一期投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把计划经济叫'短缺经济'，但林毅夫指出，短缺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性，而是'人为压低价格'的特性：价格一压低，需求涨、供给落，短缺就来了；二战时英美也搞配给压价，首相也得按配给消费，可见与主义无关。

科尔奈认为短缺是由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扭曲价格的特性所决定的。— 原文，第4讲

第二层是行政上的计划配置。价格被扭曲后市场均衡被打破，资金、外汇、原材料全面供不应求，就得靠国家计划排出优先顺序，再用行政手段配给----保证稀缺资源全流进重工业。改革开放前辽宁经济排全国前列，就因为重工业产品定价高、投入要素价低，财政自然肥。

第三层是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重工业企业在扭曲价格下有垄断高价、投入全低价，利润很高；若企业是私有的，剩余会被资本家投到赚钱更快的轻工业去。所以必须国有化，并剥夺厂长经理的人财物、产供销六权----人不能自选、财全交财政、物不能自定、产不能自选、供不能自择、销不能自找。在扭曲价格下，没有竞争就分不清盈亏，给自主权只会被用来损公肥私。

这套体制还'长'进了农村：为低价拿农产品搞了统购统销（1953年起垄断收购、凭票统销）；为'既要马儿跑又不给草'搞了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规模经济借口）；为压低粮价抑制余粮省积极性，逼出'地区粮食自给自足'；为重工业吸纳就业极少、怕农民进城分补贴，筑起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

最惨痛的验证是1959到1961年大危机。对于这场饿死三千万人的灾难，传统有三种解释：天灾、人祸（公共食堂加深耕密植）、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但林毅夫用全要素生产率检验：若这些是主因，1962年恢复生产队后生产率早该回来，事实上直到1984年包产到户才恢复到1952年水平。他提出'退出权假说'：合作社能维持靠'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懒人多了，勤快人觉得不划算就退出，这种威胁逼着大家别偷懒。1956年人大还写明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章程却把它删了，强制不准单干。一旦退出权被剥夺，博弈从'重复'变'一次性'，不偷懒才是理性，生产力随之崩塌。苏联1929年同样剥夺退社权，农业也大滑坡、饿死五百多万。这一讲把传统体制的每一块拼图，都还原成'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服务'这个唯一逻辑起点。

如果所有人退出公社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以后，合作社的解散或能干的人退出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那么不愿意努力的人就会继续偷懒，而且对努力干的人来说因为退社已经不成其选择，所以也就会不再努力干活。— 原文，第4讲

东亚奇迹的真正密码：要素禀赋结构与自生能力

二战后几乎所有走'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没追上发达国家，唯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了'东亚奇迹'。为什么是它们？学界给了五六个解释，林毅夫说这些都只摸到象的一面。

最早是'文化决定论'：说日本因封建自然经济后形成统一市场才起飞，那东亚其他统一经济体（如中国）早该起飞了，可现实相反。后来又归功'儒家文化'，说它勤劳节俭利于积累----可中国大陆才是儒家大本营，若儒家是成功主因，大陆该最成功；而'五四'时儒家又被骂成落后的根。同一事物既解释失败又解释成功，显然不成立。

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原文，第5讲

'冷战论'说美援扶植了东亚前沿阵地。反例是菲律宾：美国在菲有最大海军基地、给援助最多、市场最开放，它却在70年代跌成亚洲最落后之一；拉美拿的援助比东亚还优厚，照样危机不断。所以冷战至多助攻，绝非决定因素。

世界银行、IMF的'市场经济说'（get price right）、Amsden和Wade的'政府干预说'（get price wrong）、贸易学者的'出口导向说'，各抓住一个侧面：东亚确有市场、确有干预、确也外向。但林毅夫指出，计划经济国家也扭曲价格、拉美也干预、补贴出口也能多出口----单看一面都解释不了'谁成功谁失败'。这就像盲人摸象，要对实质有解释力，理论必须能囊括所有侧面。

于是他提出'自生能力'（viability）：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无需外力扶持就能获得可接受正常利润的能力。没有自生能力，就必然要政府保护补贴。关键在于，一个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技术、产品、产业选择是否契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丰裕度）。用等成本线一画就清楚：劳动力多、资本少的经济（像C线），该选劳动密集型技术（B点）才有自生能力；硬选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的A点，在开放竞争下必亏，只能靠政府养着。

'比较优势战略'由此展开：要素禀赋结构（人均资本量）是外生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内生的。想升级产业，不能靠政府直接拔高（那是赶超、必背离最优结构、企业变没自生能力），而要从改变外生原因入手----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多积累资本）。按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天然有自生能力、无寻租借口、竞争力强、资本回报率高，储蓄投资多，资本积累快，要素禀赋升级，等成本线从C移向D，企业自发改用资本密集技术、升级产业。这是市场自发、政府只需'因势利导'（信息、协调、补外部性）的良性循环。

政府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在前沿，下一个产业不可知，政府少干预；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路径可预见，政府该在信息收集、产业协调、'第一个吃螃蟹'的外部性补偿上发力----但前提是政策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只需少量扶持。德1870年钢铁、日60年代汽车都成功，因当时人均收入已分别达英国57%、美国40%，是顺势；中印50年代人均仅美国5%到6%硬上汽车，就只能长期靠补贴。

这一讲还回应了几个刁钻问题：按比较优势不会永远落后（技术变迁更快、资本积累追上后自主创新自然增多，如中国摩托车、牙刷设备本地化创新）；外资不会根本改变比较优势（外商为利润必多用当地廉价劳动）；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无全要素生产率'是误读（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成本已算进资本投入，不显示为剩余，不等于无技术进步）；波特的'竞争优势'四因素可归纳为'比较优势加市场规模'两点。至此，全书的分析刀----'要素禀赋结构到自生能力到比较优势'----彻底磨利。

如果产业在建立起来之后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它就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为需要补贴就说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原文，第5讲

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农民太多而非农业太弱

1978年，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越拉越远，尽管大陆已有完整工业体系、原子弹和卫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要靠“不同于两个凡是”的政绩换取执政合法性，于是开启了全球最早、也最成功的改革。有趣的是，当时海外主流看法认为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是最糟模式，必须“一次跳过鸿沟”；中国却偏走双轨渐进，结果比苏联休克疗法管用得多。

农村是第一块试验田。改革前，农业绩效惨淡：1952到1978年粮食年均仅增2.4%，比人口增速只快0.4个百分点，按人均算26年只多了10%。诊断出的毛病有三：生产队规模大、统购价过低、农贸市场取消退回自然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药方是提价--收购价涨17.1%、超购加价从30%提到50%、均价提22.1%，恢复集市与长途贩运，缩小生产队规模。但真正石破天惊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自发的“大包干”。中央先只允许最穷的“三靠队”试水，谁知1980年底全国14%的生产队已自发包干，远超预估的10%，且个个增产。于是1981年推向全国，到1984年99%的农村都用上了家庭联产承包。

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吃住在农民家中造成很大负担，结果当年的生产反而更差了，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 原文，第6讲

效果立竿见影：1978到1984年农业增速从2.9%跳到7.7%，快了两倍多。但反对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独门独户生产无规模经济、是倒退，1984年后的滑坡似乎印证了这点。国外正统模型甚至用数学证明集体生产激励更高。可理性的农民冒着风险也要包干，说明理论有漏洞。传统模型把劳动者当拖拉机，假设每人恒定贡献一单位劳动，却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寄望的工分制需“完全监督”，而农田广袤无标准、产出受气候左右，监督几乎不可能。凤阳县曾派17个干部盯18户村民，结果生产反而更差，包产到户却把监督成本彻底省了。实证也说话：那六年农业增长的100分里，要素投入占46、制度变迁占47，制度红利约20%--但这是一次性的，好比有效劳动从每天4小时提到12小时，却不能再提到16小时，所以1984年后增速自然回落。

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成就，但“三农问题”的真面目更值得看清。1978到2003年农业年均增速6.2%，即便最难的1998到2003年也有4.3%，远高于“比人口快1个百分点”的及格线--所以“农业真危险”并不准确。农民之苦，是相对城市而言：1984年前农村收入年增13.9%、是城市两倍，此后重点转城市、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就上来了；再加教育医疗市场化，“看病贵、上学贵”雪上加霜。更深的病因在农产品本身：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无论修水利、推技术还是调结构，只要总产一多、价格就崩，“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

破局的唯一长效之策，是减少农民数量。农民转进城，供给减、需求增，留守者还能扩规模；甘肃定西的农民在外跑工程，发现城里人爱吃马铃薯，回乡搞成供应麦当劳、肯德基的基地，正是走出去带回的企业家才能。国际经验惊人一致：美国农民占比从1870年的51%降到如今2%，日本从70%降到2000年的3.9%，收入才追平城市。中国80年代靠“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后靠“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但转移要有前提--城市得有岗位，而这取决于发展战略：过去赶超战略大搞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不符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就业极少，甚至要把知青“上山下乡”。按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正解。

这一讲把农村改革的成败，最终接回全书的“比较优势”主线：制度红利会一次用尽，唯有按要素禀赋结构配置资源、让劳动力顺畅转移，才能持续做大蛋糕、缩小城乡与地区差距。

赶超战略意味着建立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原文，第6讲

城市改革的成功靠“放调结合”而非顶层设计

1978年之前，中国城市工业里有一幅荒诞图景：东北鞍钢的钢铁被千里迢迢调到华中，华中的武钢钢铁却被调往东北。运输成本白白烧掉，效率却低得离谱。这还不是最怪的--当时经济里长线的东西永远长线、短线的东西永远短线，重工业产品积压成灾，老百姓想要的日用轻工品却常年短缺。

作者林毅夫把这套乱象的根源，指认为当初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建立的“三位一体”制度安排：压低价格、行政配给、取消企业自主权。城市改革要怎么动这块顽石？改革者最初几招和过去差别极小。结构调整上，中央仍靠投资比例微调--1978年农业投资占比从11%提到18%，可家庭联产承包见效后，投入反而又降了回去。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由于政府要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而必须扭曲价格，取消市场竞争，以行政方式配给。— 原文，第7讲

协调上，仍是把权力从“条”下放给“块”，各省各管一摊，结果各省都抢着上重工业项目，物资一紧缺就又收回中央，落进“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死循环。真正的新刀只有一刀：承认物质利益。邓小平同志提出干好干坏、企业效益高低必须体现在工资与利益上。

这刀虽小，却像庖丁解牛砍中肯綮。承认物质利益，前提是给厂长经理一点自主权，让他们能按实际表现分利润。这一缺口一开，改革就不可逆转地推向价格与配置：企业留下的利润要“用得出去”，计划外供给随之出现，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

市场轨起初微不足道，却野蛮生长，最终计划轨被放弃、双轨并向市场单轨。微观放权也走过弯路。1978年四川4000家企业试“利润留成”，增利部分留12%给企业，试点极好；可全国推开后，企业谎报效益、把开支计入成本，国家该拿的大头反而落空。

1985年改推“承包制”，规定固定承包费，却遇上1988年、1989年18.5%和17.8%的高通胀，固定承包费实际购买力大缩水，且“包盈不包亏”，厂长经理竟能把利润通过关联企业悄悄转移走。再到“明晰产权”、股份制，大企业生产率提高，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仍难保障，还冒出国资流失。双轨制最刺眼的副产品是“租”。

计划价低于市场价，差价是经济学里的租，于是“倒爷”应运而生：搞到计划物资转手倒卖吃差价发家，腐败怨气四起。90年代初价格放开、并轨，租金消失，倒爷才退场。外贸与外汇也走同一逻辑：1978年出口约100亿美元、外汇100%归国家，1993年出口增至1000亿、国家只握20%，但绝对量翻番；1994年汇率并轨消除每美元3元租金的寻租空间。

近30年渐进改革成就惊人：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从改革前0.5%甚至-1.0%升到2.4%（非国有5.6%）；国企产值占工业比重从1978年逾3/4降到2000年约1/4；进出口占GDP从1978年9.9%升到2006年近70%；1978到2007年均增长9.7%。但遗留问题醒目：银行呆坏账90年代末估计高达40%，股市投机横行，腐败仍依附于价格扭曲与政府干预，而国企保护补贴一日不除，这些扭曲就一日难消。城市改革的故事，说到底是全书主线的又一次验证：计划体制内生于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赶超，而渐进放开微观自主权、再用双轨并轨让价格回归市场，正是按经济逻辑一步步向市场经济逼近的过程--只要国企自生能力问题不解决，残余扭曲就仍会黏在原地。

国企改革的死结不在产权而在政策性负担

1993年，中国全部银行贷款26460亿元，官方利率11%，市场利率约25%，中间至少10%的落差。谁要是能从银行借到钱，转手就能赚走10%的利息。四大行的行长、分行行长、甚至贷款协管员，都对这笔资金有支配权--这样的寻租空间必然养出腐败。

可这腐败的根子，不在银行，而在国有企业。作者林毅夫一针见血：银行、股市、市场准入的扭曲，全都内生于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国有企业为什么没自生能力？因为它背负着政府强加的“政策性负担”。

苏东经济改革政策的暗含假设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但是实际上苏东和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并不具有自生能力。— 原文，第8讲

一类叫战略性负担：过去为赶超战略建起资本过度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另一类叫社会性负担：改革前投资集中在资本密集行业、就业少，政府为城市人口兜底，让国企吸纳大量冗员，又把老工人退休金也压给企业，越老的企业包袱越重。企业因负担产生政策性亏损，政府就得补贴；可国家与企业信息不对等，分不清哪些亏损是政策造成的、哪些是经营烂掉的，只能全兜，于是出现“预算软约束”。

既然向国家要补贴比埋头苦干容易，企业当然拼命要保护。这就解释了改革的怪圈。1983年“拨款改贷款”后，国企靠低息贷款续命，银行贷款70%以上流向国企，本质是政策性贷款；经营不善变呆坏账，银行不良率高居不下。

股市当初也为服务国企改革而生，可上市的多是竞争市场里赚不到钱的企业，拿不到分红，股票只剩投机筹码，换手率高、大涨大跌。想用“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一刀解活乱循环？行不通--只要国企还靠低利率活着，放开利率就等于放它们破产。那产权改革呢？从“放权让利”到“明晰产权”、股份制，试点都灵，全国推开后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仍受损，还冒出国资流失。

根子就在负担没卸。林毅夫点破：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只会更糟--老板以负担为借口要的补贴，从此可以全装进自己口袋且合法，反而助长腐败。学者郎咸平认为国企病在缺职业经理人，这也不一定对：有负担，再好的经理人也没辙。

出路是剥离负担。社会性负担靠员工下岗与社保体系接走，政府花的钱不会比补亏损更多，企业效率反升。战略性负担按产品特性分四类处置：关系国防的财政养着；资本密集又有民用市场的，用市场换资金海外上市合资（电信、石油、汽车）；有人力资本优势的转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四川长虹、重庆嘉陵从军工转民用）；全然无优势的就破产。

负担卸干净，企业在竞争市场仍活不下去，责任才在经理层，这时市场竞争就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充分竞争下行业有平均利润率，实绩偏离均值即可评判经理人。新西兰、瑞典重定国企“以营利为目标”后，均由亏转盈。最尖锐的对照是苏东“休克疗法”。

它假设企业本就有自生能力，主张价格自由化、私有化、财政平衡三件套，盼着J型复兴，结果走成L型长期萧条。原因很硬：重工业设备难转产，造核武的机器转不出电冰箱；价格放开也未必有竞争，高门槛催生垄断；而政策性负担与软预算仍在，私有化后老板更要补贴，政府税收却掉了，只能印钞，恶性通胀。中国走渐进“增量改革”，用双轨让市场价格慢慢拽低计划价格，沟底渐浅、缺口渐小，最后一步跨过。

国企改革把全书主线推到极点：计划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要彻底过渡到市场，必须先放弃赶超、真正按比较优势发展--否则保护无自生能力企业的扭曲，就永远黏在体系里。

中国金融体系该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而非大银行

1993年，城市里一下子冒出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农村的各类合作基金也遍地开花。可没多久，它们的不良债务比例就超过50%，比任何大银行都高，政府一整顿，5000多家被关并到只剩100多家，农村合作基金干脆全禁了。这个教训常被解读成“中小金融机构不靠谱”。

作者林毅夫却反过来看：问题不在中小银行本身，而在于政府多年来压根不支持它们，更没研究怎么监管。要讲清这个道理，得先弄清金融结构。金融结构说的是直接融资（股市）与间接融资（银行）的比例，以及大中小银行的比重。

与产业结构和企业特征相配套，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应该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同时辅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 原文，第9讲

中国现在的骨架，是四大国有银行为主。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改革前“以财政代替金融”，1979年后为给国企筹资才重建四大行，至今80%以上贷款仍流向国企，非国有企业基本借不到钱。表面看是金融不发达，根子却连着全书主线：金融体系内生于赶超战略，要压低利率动员资金去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国企。

那么中国现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该长什么样？林毅夫的切入点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配置资金--把有限的钱配到回报率最高、最有活力的部门和最靠谱的企业家手里。而什么部门最有活力，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昂贵，这就决定了当前最具比较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产业里劳动密集的区段。

这类企业规模小、用的技术成熟、产品也成熟，资金需求不大，主要风险是“企业家风险”（能力高低与是否营私），而不是技术或市场风险。可偏偏是大银行和股市，最难服务它们。到股市上市，平均要先花约2000万元做审计、审批、评估、找投行的准备，中小企业根本付不起，上市后年年请名审计公司也更付不起。

大银行天生爱大企业：一笔贷款的信息与作业成本，贷大笔和贷小笔差不多，大企业平均成本低；且大企业有固定资产抵押，中小企业缺抵押、又分散各地，大银行摸不清底细、风险高，自然不愿贷--政府几次下令设中小企业贷款部也没用。连二板市场也不对症：中国中小企业技术靠引进、产品成熟、竞争激烈，成功也拿不到垄断暴利，付不起二板的高资金成本。真正合身的是地区性中小银行。

它们本钱小，做不了大项目，只能盯中小企业；又扎根本地，对当地企业资信知根知底，信息费用低、监督到位。大银行虽有支行，但审批要上报、经理常被调走、软信息难交接，反而吃亏。所以林毅夫的结论很明确：中国当前最优金融结构，应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辅以大银行和股市。

但中小银行有“三性”顽疾--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必须靠政府严格监管，否则会出圈钱卷款、关联贷款，或“赚了是利息、亏了是本钱”的赌徒心理，陷入高息吸储、乱贷、挤兑的恶性循环。对策是适度垄断利润让银行自律、提高自有资金门槛当“人质”、不拔苗助长、严控存贷比。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终于把发展服务农户与地区中小银行的中小金融机构，定为金融改革首要任务。

金融改革这一讲，把主线又推进一层：金融结构不是越像发达国家越好，而应内生于一国当前的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在劳动力丰富的阶段硬学发达国家搞大银行、大股市，等于用错药方；唯有补齐中小银行这块短板，才能把资金真正配到有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手里。

中国增长真实，新农村建设贵在补基础设施短板而非发补贴

2000年前后，几位外国学者盯着一个怪现象犯疑：中国从1998到2002年经历通货紧缩，按国外经验该伴随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可中国年均增速仍有7.8%，是全球最高；更蹊跷的是，1997年起连续三年能源消耗竟在下降--在别国，产出和能耗向来同涨同落。以罗斯基（Rawski）为代表的国外学者据此断定，中国官方增长数据是假的，真实增速顶多2%到3%。作者林毅夫的回答是：数字没假，是他们的通货紧缩形成机制用错了。

国外通货紧缩多半是“需求突然塌方”：股市楼市泡沫破灭，财富效应消失，消费投资齐跌，产能闲置。中国的通货紧缩却是“供给突然膨胀”。1991到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从前五年的16.5%猛跳到36.9%，产能全面铺开，走出短缺经济后立刻掉进过剩经济。

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 原文，第10讲

1992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的南方讲话喊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内企业和国外资本一起加码--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2年前不足5%升到12%、最高20%。需求侧没破灭，消费仍年均涨约7%；政府用扩张性基建托着投资，仍年增约10%，所以7%到8%的增长完全正常，真实性毋庸置疑。那能耗为何降？90年代初还是短缺经济，乡镇企业技术差、能耗高也能活；1998年后产能过剩，质量差、能耗高的企业先死--1998到1999年乡镇企业大量破产、农村负债激增，被高效企业替掉，能耗连降三年，2000年随产出回升。

这是生产方式改善的好事，不是造假的证据。通货紧缩的代价却不轻：物价跌、企业亏、开工缩、就业难、银行不良升。常规货币政策基本失灵--产能全面过剩，利率降到零也没人愿投，工人收入无着，降息也刺激不了消费；财政政策能直接花钱，但日本十年扩张后赤字飙到GDP的140%，不可持久。

美国1929大萧条最终靠二战天量赤字才走出。破局的钥匙是“存量需求”。转型中国里，许多有愿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体制卡住。

四个闸门：入世放开外资准入、给民企国民待遇、城市开办消费贷款（汽车25万、房子50万得靠按揭）、以及最大的一块--农村消费。2002年农业人口仍占57%，但农村家电拥有量惨淡：城市每百户彩电120台、农村仅60台（一半），冰箱城市81.9台、农村14.8台（18%），洗衣机城市92.9台、农村31.8台（34%）。有人怪农民收入低，可2002年农村人均收入2475元虽只及城市32%，却比1991年城市人均2025元还高22%，而彩电价格从6000元降到1200元，农村消费却仍远低于1991年的城市--可见收入不是主因。

真正的枷锁是基础设施。农村买得起1200元的彩电，却买不起4000到5000元的卫星接收器，电视信号收不到；不少地方没通电或电压不稳，一度电要一两元、是城市的数倍，冰箱年耗电费就吃掉一年收入的零头--典型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林毅夫从1999年提“新农村运动”，2005年中央正式定调新农村建设。

测算显示，电价每降1毛，对彩电需求的刺激相当于收入增370元、冰箱607元、洗衣机909元；湖南日报记者试点，5000元接收器由200户均摊、每户仅50元，全村迅速家家买电视。基建投资本身又是直接需求，用本地原料、雇本地劳力，给乡镇企业输血、给农民创收，农村劳动力转移通道随之打通。新农村建设以2020年前补齐农村公共基建为宜，地点以自然村为主、严禁毁屋占地，资金靠财政为主、社会与农民投劳合力。

这一讲把全书主线收束得最实：质疑增长造假，要用多指标实事求是地看；而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按比较优势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基础设施这把钥匙一旦转动，过剩产能、农民增收、结构升级便同时活了。

消除金融与资源的价格扭曲，一次分配就能兼顾公平与效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百分之九点九的速度持续增长，可社会上却冒出一种奇怪的情绪：有人开始怀念过去，觉得从前虽然穷、却穷得平均，如今富了反而心里不痛快。增长这么快，为什么抱怨声不减？作者林毅夫把矛头指向一个被忽视的根子--收入分配不均，并且指出，如果只靠二次分配去劫富济贫，很可能事与愿违。

自二零零三年起，中国经济的主症状是所谓三过：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政府年年宏观调控想压投资，却始终压不下来。林毅夫的诊断是：病根不在表面，而在釜底抽薪式的根治没有做--投资过热其实源于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没钱，高收入者钱花不完只能拿去投资，于是产能过剩、被迫出口、外汇激增、货币超发，一环扣一环。中国如今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大，基尼系数突破零点四五，比国际警戒线还高出零点零五。

“拉美陷阱”是以错误的发展战略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苦果— 原文，第11讲

那么出路在哪？林毅夫的核心主张是：与其事后靠二次分配补窟窿，不如在一次分配中就让公平与效率统一。办法只有一个--按照比较优势（也就是依据一国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产业与技术）来发展。中国劳动力多、价格便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创造海量就业，让只靠出卖劳动力的穷人充分上岗、分享增长果实。随着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从劳力多、资本少转向资本多、劳力少，工资随之上涨、资本回报下降，穷人手里的资产升值、富人资产相对贬值，收入分配自然改善。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被称为东亚奇迹，正是既长期增长、又持续改善分配的实证。

可惜渐进改革留下了扭曲，让一次分配难以公平。其一，金融结构扭曲：四大国有银行掌握七成资金、只服务大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贷不到款，到二零一一年第三产业占GDP仅百分之四十二点六，远低于发达国家七成水平，农户想建个塑料大棚、现代化鸡圈也借不到钱。其二，资源价格扭曲：资源税费仅占价格百分之一点八，一个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开采权只卖几千万，坐收近亿元暴利，还诱发出租。其三，行政性垄断收益留在国企内部，不进国库。这些正是昔日赶超战略（即不顾要素禀赋去强行发展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做法）遗留的制度扭曲。

破解之道，林毅夫开出的方子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补上中小金融机构这一课，让农户和中小企业借得到钱；把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加征暴利税；取消行政垄断、对自然垄断加强监管。如此，市场充分竞争，企业按比较优势（依据要素禀赋结构选择产业与技术）生长，政府不再需要大量保护和补贴，初次分配就能兼顾公平与效率，三过问题也被釜底抽薪。

说到底，要不要保护补贴、要不要扭曲市场，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只有抛弃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老路，让产业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增长与和谐才能真正统一。

我曾经做过实地考察，一个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的矿，取得开采权的价格只有几千万，之后的收费连价格的1%都不到，所以每年收入近亿元是很正常的。— 原文，第11讲

新古典经济学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这一前提误判了中俄转型命运

当年国际经济学界的顶尖头脑几乎一致看走眼：他们押注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会胜出，却断定中国的渐进改革终将失败。结果恰好相反--俄罗斯一九九三年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八千四百一十四，物价一年涨了八十四倍，一九九五年GDP只剩一九九零年的一半；而中国在整个九十年代年均增长百分之十点一，比改革头十二年还高出一点一个百分点。一群哈佛、MIT的大师为何集体误判？作者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指向现代经济学自身的一个盲点。

这个盲点是一个暗含前提--企业有自生能力。按林毅夫的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是指：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正常管理，企业无需政府保护补贴就能赚到可接受的正常利润。这个前提在发达国家说得通，因为政府很少补贴，没人在开放市场里白建注定赔钱的企业。可是在转型与发展中国家，大量企业恰恰没有自生能力--它们是政府为赶超而违背比较优势（也就是不顾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去选择产业与技术）建立起来的。一个极贴切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农场主既拥有又经营，绝无产权或治理问题，但日本土地奇缺、劳力昂贵，无论在土地密集的粮食还是劳力密集的果蔬上都没有比较优势，农户全靠政府高额补贴和关税保护才活得下去，一旦放开进口便大面积倒闭。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如出一辙：在资金稀缺的落后农业国硬上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政府只能压低利率、抬高本币、计划配给、国有化--整套价格扭曲与计划体制，正是这些无自生能力企业内生的次优安排。

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1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了101.55倍。— 原文，第12讲

休克疗法的致命伤就在这里。它建立在企业本就有自生能力、亏损只因治理不善的假设上，于是一夜取消保护补贴，结果必然是大规模破产、经济崩塌。苏联东欧全盘私有化后，政府给企业的扶持没减反增，税收能力又大跌，恶性通胀随之而来。连市场经济里的韩国大集团也佐证了这一点：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后IMF取消保护，三十家大财团竟有十七家破产，说明它们同样缺乏自生能力。中国这边，政府精心设计的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再到引入投资基金--屡屡失灵，根子也是上市公司无自生能力、无红可分，股民只能投机；而真正奏效的家庭联产承包与乡镇企业，反倒是农民自发的。

理论的教训是：分析转型与发展中国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当作具体变量，而非默认前提。由此发展的目标也该重定--不是去复制发达国家的产业，而是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即每个劳动者支配的资本量），靠在每个时点按比较优势选产业来最快积累资本。政府的基本职能随之变为维护开放与充分竞争，并免费提供产业升级信息、协调外部性、给先行者有限补贴。中国渐进双轨制的高明处正在于此：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新部门、同时缓冲老部门，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平稳转型；但要真正完成转型，政府须从拔苗助长型政府（扭曲市场去扶植无自生能力企业）转为因势利导型政府（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市场失灵），中国学者也须摆脱西天取经、建构本土理论。

回望全书，中俄命运的分岔不过再次印证：一个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必须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只会造出一批靠保护苟活、拖垮宏观的企业，而尊重自生能力、顺势而为，才是发展与转型的真正密码。

政府就难以从扭曲、干预市场的'拔苗助长型政府'转变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因势利导型政府'。— 原文，第12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