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秩序生于持续动荡，不生于和谐

新古典与后凯恩斯都困在完全竞争的透镜里，本书要从现实另起炉灶

从三万英尺往下看，资本主义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进步机器：产出在涨，生活水平在升，生产力在提高。可镜头贴近街面，看到的是另一幅画：被模糊动机驱使的人各奔东西，谣言与信息同样有分量，雇主与雇员、买方与卖方相互交错又相互冲突，繁荣、衰退与崩溃轮流登场。同一个制度，远看是有序，近看是无序。安瓦尔·谢克（美国经济学家，任教于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传统）在第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两个同样真实的侧面该怎么摆在一起看？

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是抓住有序那一面。它把市场想象成一只永不出错的“看不见的手”，再把这种最优投射回个体身上，造出“代表性行为人”（把整个经济当成一个统一的理性个体来建模的假设）：同类商品价格相等、同类劳动工资相等、同类风险的利润率相等，全部工厂、设备与劳动力都被用足，其中没有错误、没有不稳定、没有危机。等这套完美秩序被立成正统，无序才被允许作为对“不完美现实”的勉强让步，悄悄溜进门。

非主流一边，最有名的是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出发、但更强调不确定性、权力与分配冲突的一支传统），走的是相反的路：抓住低效率、不平等与不平衡--完全竞争市场上出现的是不完全竞争，自动充分就业的市场上出现的是持续失业；产出取决于历史、文化、政治、机遇，尤其取决于垄断权力、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新古典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兑现承诺，后凯恩斯主义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兑现承诺。

谢克指出，吵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其实终究都是透过不完全竞争的透镜看待现实：新古典从完全竞争出发，把不完全竞争当作对基础的适度修正；非主流承认完全竞争也许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却认为现代世界已被不完全竞争支配。两种做法都在给完全竞争留一个不可动摇的起点，再往“偏离现实”的清单上添条目。谢克的嘲讽很刻薄：如果一套基础理论对每个棘手的结果都能配一条专门的“以太”来打补丁，它怎么可能是错的？

本书要走另一条路：建立一个从一开始就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实际运行状况的框架，考察对象既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也不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而是现实。塑造那些强大模式的力量不是“钢铁般的轨道”，也不只是机缘巧合，而是一些移动的界限，其梯度规定了任一时点什么容易、什么困难。行为人与规律共存于一个深度层级化的结构中，其中有些力量--比如利润动机--比别处强大得多。所以，调控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商业周期乃至通货膨胀的支配性力量是利润；而秩序不是先被建立再被扰乱，它是在持续的无序之中、并通过持续的无序产生的。谢克给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有序不等同于最优化，无序也不等同于失序。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对待数据的方式上。以失业为例，在发达国家的官方报告里，只要一个人在一周内做过任何获取报酬或利润的工作，他就会被统计为“就业”；半失业者与丧志工人的指标，美国机构只是最近三十年才开始发布。所以谢克说，数据从来不是天真无知的：理论的干预不只体现在对事实的解释上，也体现在对事实的表述上。

他的解释工具是从斯密、李嘉图尤其马克思那里来的“动荡调节”：现实结果始终围绕一组不断移动的引力中心波动，典型形态是“模式循环”。第一组引力趋势管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与汇率，均等化趋势由逐利驱动，塑形趋势决定它绕着什么样的路径转；第二组管宏观动力学，包括扩张、衰退、持续失业与周期性萧条，也包括2007年那场如期而至的全球危机。还有一个凯恩斯式的反直觉结论：新创造的购买力能提高短期产出，却让长期产出更低。至于竞争，谢克说，它与所谓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别，就像战争与芭蕾之间的差别一样巨大。

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它与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 原文,第1章

有序不等同于最优化，无序也不等同于失序。 — 原文,第1章

说到底，如果在一种基础理论中，对每一个棘手的结果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以太权当其解释，那么这样的基础理论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呢？ — 原文,第1章

资本主义的长期增长总是穿行在反复出现的大萧条之中

先看一个数字：在英国，1940年的物价指数与1720年是一样的。两个多世纪里价格上下摇摆，却没有总的方向；战后却只朝一个方向走，涨个不停，以致今天的人把“通货膨胀”当成自然现象。换个尺子就不同了--用共同的金本位，把各国物价除以用该国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两百多年的“黄金价格长波”便重新显形：第一波1970年见顶，随后在70年代与80年代初强势下行，那正是公认的普遍性经济危机时期；第二波2000年见顶，而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来得十分准时。

增长也一样。谢克用美国约150年的工业生产、实际投资与实际人均GDP数据开场：势头势不可挡，但增长率长期并不恒定，早期更高，投资路径远比产出动荡。贴近看，是反复出现的波动--繁荣与萧条、过度与不足永不停止。最刺眼的是几场当时就被称为“大萧条”的创伤：19世纪40年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谢克把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也算进去，并指出我们至今没有走出2007年底开始的那一场。

流传很广的错觉是：生产率涨，实际工资自然跟着涨。美国制造业1889-2010年的两条指数打碎了这个想法。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对劳工的打击加上外国竞争加剧，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陷入停滞，至今没有恢复。谢克把“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比）拆成几个阶段：1889-1909年下降，1909-1929年稳定，大萧条期间异常上升，1947-1963年的“黄金时代”再次稳定，1963-2010年则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下滑。生产率只为工资上涨提供物质基础，这条联系要靠制度与斗争维持。

失业数据也不直白：20世纪70-80年代的失业率持续时间最长，峰值却低得多，平均只有前两次大萧条的三分之二。政策能让萧条变温和，代价是把它拖长，日本在20世纪后三十多年的经历就是例子。

接下来是全书的核心变量：利润率。按经合组织口径，一般利润率等于总净营业盈余除以净资本存量，两者均按不变美元计。美国的这个比率在1947-1982年间下降了45%以上，此后才部分逆转。但它把所有新旧厂房设备平均了进去，能反映资本的总体健康，却无助于预测眼前这笔新投资。真正调节新增投资的是“增量利润率”，即新增投资的回报率，谢克用包含折旧的总利润变化值除以上年总投资来估算。1960-1989年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的数据显示：平均利润率常年各不相同，增量利润率却一次又一次互相交叉，甚至从正变负。这才是利润率均等化的真实形态--不是平稳落定的均衡，而是一群人围着不断移动的引力中心上下翻腾。

价格结构同样顽固。谢克把商品价格拆成两部分：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把这个行业及其所有上游行业的成本层层加总）与一个垂直整合的利润-工资比。李嘉图估计后者最多解释7%的相对价格差异，剩下93%归劳动力成本。数据却站在李嘉图这边：1947-1998年，美国71个部门的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的平均绝对偏差为15.4%，考虑实际利润率后的竞争价格与直接价格平均偏差为13.2%，即约87%可由直接与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解释。

最后是全球尺度。用麦迪森的数据看五个主要地区1600年至今的人均GDP：资本主义让西欧和它的“旁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同期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却停滞甚至下降。最富与最穷地区人均GDP之比，1600年是2.2，1820年2.8，1900年6.7，2000年18.5，两个世纪里跃升了564%。

谢克由此回到主线：秩序是通过混乱之间的相互冲突实现的，这才是“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方式；制度很重要，但只能在竞争与积累划出的界限内运行。

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在这一制度中，秩序是通过混乱之间的相互冲突实现的。这才是“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方式。 — 原文,第2章

比如在英国，1940年的物价水平指数与1720年的物价水平指数是一样的。 — 原文,第2章

此时很显然，与平均利润率不同，增量利润率确实是一次又一次大幅度地相互交叉。 — 原文,第2章

总体结果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代表性行为人是善意的谎言

一台电脑，五千个消费者，同一份收入分布。第一批人是标准的新古典消费者，各自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第二批人偏好各不相同；第三批人每期随手乱选；第四批人则是八成跟邻居学、两成随机突变的模仿者与创新者。程序跑完，画出的市场需求曲线与恩格尔曲线竟然一模一样。参数是固定的：总收入100万美元，人口5000，必需品最低消费10美元，人均收入200美元。谢克说，这四种微观基础相差如此之大，总体结果却对它们“高度不敏感”。

因为总体具有“涌现”特质：充分阐述的总体行为从局部的个体行为中产生，而且通常对个体行为的变化不敏感，加总是一种有变革性的转形。谢克用理想气体定律作类比：压强与体积之积，等于常数、气体量与温度之积（P·V=R·n·T）。后来人们把气体看成无数不规则运动的粒子，它们在容器里互相碰撞、也撞向器壁；个体路径复杂到无法逐一描述，可在统计层面上，相同时间内撞到相同面积器壁的粒子数量大致相等，压强由此产生。于是气体定律作为一种“被塑形的整体”的涌现特质重新出现，它不能由一个“代表性粒子”推导出来。

搬进经济学，“代表性行为人”（把整个经济当成一个统一的理性个体来建模的假设）就站不住了。消费者理论里，只有所有个体具有完全相同的效用函数与收入才成立；生产理论里，只有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工资率与利润率才行。更糟的是，一旦商品异质，连“总资本”都量不出来：罗宾逊夫人指出不可能构造与总生产函数一致的总资本度量；斯拉法证明，存在多种生产技术时更低的利润率可能对应更低的资本-劳动比，与新古典结论相反；帕西内蒂与加雷尼亚尼干脆证明，在更一般条件下总生产函数并不存在。谢克的结论是：代表性行为人是个善意的谎言。

那么宏观是否必须从微观推导出来才算严密？谢克用物理学反将一军。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各自都被实验支持，可一个世纪过去两者始终没能真正调和；爱因斯坦本人甚至认为量子力学才是缺乏概念基础的那一方。更妙的是，理想气体定律的传统推导用的是“错误的方程”却得到正确答案。经济学里也一样：阿尔奇安早已指出，个体是否理性对推导宏观模式并不重要，真正起作用的是正利润这道生存筛选；凯恩斯的总消费函数、卡莱茨基的价格方程、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都是从个体行为出发、最后只留下少数几个宏观变量的“老式”严密做法。

这也牵出他对“均衡”的重新定义。传统概念把均衡当成达到后就停在那里的状态，时间与动荡都被省略；古典概念则认为，只有通过反复出现、相互抵消的不平衡才能实现平均意义上的平衡，确切的平衡转瞬即逝。谢克追问：这个引力要花多久？答案是具体的。1960-1989年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增量利润率围绕制造业整体循环，单个行业的循环时间在2到7年之间，各行业的平均循环时间却扎堆在4到5年这个狭窄区间。与之呼应，3到5年的存货周期对应总需求与总供给大致平衡所需的时间，即“短期”；7到11年的设备周期对应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正常水平循环所需的时间，即“长期”；再往上还有45到60年的长波。因此，把季度数据直接当成均衡结果的代表，是严重的分析错误。

最后回到分配。帕累托与吉布拉早就发现，顶层1%人口的收入服从幂次定律，其余99%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晚近研究把它拼成一种“两阶级结构”：97%-99%的人收入服从指数分布，顶层1%-3%服从帕累托定律。而竞争之所以能逼出秩序，是因为利润是一把客观的尺子：持续亏损的厂商会被淘汰，利润低于对手的也会受威胁，于是同一商品的价格趋于均等，不同行业的利润率也趋于均等。个体消费者不面对这种筛选；企业这一侧被强加的，正是这场战争给出的纪律。

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总体结果（团体、市场和国家）具有涌现特质，它与个体结果完全不同。 — 原文,第3章

代表性行为人是个善意的谎言。 — 原文,第3章

生产系数不由技术决定，U形成本曲线缺乏经验基础

一只芭比娃娃在生产它的亚洲工厂里，工人拿到手的是17美分，而它的成本是3.01美元，在美国市场售价15.89美元。女工每一班被迫工作超过13小时，一周七天。谢克在第四章讲生产与成本，但他不把它当道德故事，而当成理论问题：日工作时长与劳动强度从来不是“技术”给定的参数，它们是社会与历史斗争的产物，而它们恰恰决定了成本曲线的形状。

起点是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生产需要时间。谢克把投资分成“流动资本投资”（为增加产出而预付的原料与劳动力支出）与“固定资本投资”（为扩大产能而购置厂房设备）。他给了一个算账例子：一批生产要6个月，2月开始、总成本30单位（12单位原料、18单位工资）的产品7月完工，按市价60单位计入产成品；8月开始、成本25单位的一批当年只能记在在产品存货里。古典账户按产成品算出100单位，传统国民账户加上存货变动算出110单位；但两套账的总利润相同：总营业盈余110-58=52，古典总剩余价值100-48=52。

第二件事是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标准是结果的性质：音乐会里乐手与舞台工作人员创造观众要的使用价值，属于生产性劳动；引导员、收银员和保安维持秩序、保证只有付钱的人才能进场，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得靠剩余产品支付。谢克和托纳克据此重估国民账户：按古典方法度量的总最终产品比传统GNP少约5%，两者之比从1948年的95%降到1989年的84%。

第三件事是工作时长的历史。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工厂里，工作日可以长达14、16甚至18小时；美国直到19世纪末还是10到15小时，常常一周七天。改变靠立法撬动：直到1844年才有有效立法把儿童日工时压到6.5小时以内、把妇女和年轻人的工时限制在每天12小时。1856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砖瓦匠已经争到了每天8小时。谢克点出一个反向事实：工时缩短对利润率的压力，一部分正是靠提高劳动强度抵消回来的。

有了这些社会条件，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就撑不住了。谢克从一个只有工程含义的设定开始：一台机器一天最多安全运转20小时。只排一个20小时的长班，产出曲线在第17个小时之后会向下逆转，于是曲线不单调。企业于是改排两班：17加3小时。可把次序倒过来排成3加17小时，两者的日总产出必然相同（一个班的产出不取决于它几点开始），于是两条曲线在某处上下交叉，谁也不能声称自己是那条边界。唯一的例外是10:10，它正序倒序一样、带来最高日总产出，可它的曲线同样不满足凸性。谢克说，这种“再转换”摧毁了用微观新古典生产函数刻画个体生产方法的可能性。结论是：通常情况下，生产系数不是由“技术”决定的。

接下来是成本曲线。工资按人头支付时，日工资支出在每个新班次开始时向上跳一级；按工时支付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样在换班处跃起；再叠加“每个班次刚开始时生产率较低”这一经验规律，边际成本曲线就在班次交替点出现大的凸起。后果很直接：价格p=7美元时会出现5个满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mc）的点，因此它无法选出利润最大的产量。谢克主张直接算出不同产出下的总利润取最大者。

经验证据站在他这边。英曼（Inman）对一家汽车厂房做过成本估算，他得出的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最大凸起的峰值是其底部的7.5倍。另一项是艾特曼和格思里1952年的问卷调查：1082份回答中94%选了稳定递减的成本曲线，只有5.7%选了教科书里的U形曲线；把选择平缓曲线的算进去，94.3%的实业界人士不认同新古典对成本曲线的基本假设。

接回全书：竞争逼着企业压成本，而技术本身也是社会的人造品，生产系数取决于社会决定的班次长度与劳动强度。这一切最终都要接受利润这把尺子的检验。

通常情况下，生产系数不是由“技术”决定的。 — 原文,第4章

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最大凸起的峰值是其底部的7.5倍！ — 原文,第4章

当明确区分产品种类时，1 082份回答中有94%倾向于选择图4.23中描绘的稳定递减的成本曲线，只有5.7%的人选择标准教科书中通常假设的U形成本曲线。 — 原文,第4章

货币在交换中自发成形，而价格水平一旦失去货币商品锚定就变成路径依赖

1642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立法把烟草定为唯一的货币，并禁止用钱履行合同。立法者没料到的是：既然烟草就是钱，人人都去种烟草，货币供给随之暴涨，物价下跌，衰退接踵而来。谢克想说的是，货币不是国家的发明，而是交换规律化之后自发长出来的东西，国家来得晚，只是把它法律化。

他的比喻是：货币是交换的语法。交换扩展到一定程度并规律性地重复出现时，货币自然产生，像语法一样到一定阶段才被国家收编。为什么需要它？看物物交换的比率有多吓人：2种商品只有1个交换比率，5种是10个，10种是45个，100种是4950个，1000种将近50万个。当社会性实践把某一种商品挑成每条交换链上的参照点，50万个比率就被压缩成999个以它表示的价格。谢克用盐举例：被选中之后，盐获得了一种与它作为调味品的实体用途无关的“尊贵存在方式”。历史上扮演过这个角色的是狗牙、甲虫腿串、盐块、贝壳和可可豆，古汉语的“币”字就是贝壳的象形。

铸币把认可标记烙进金属。英国便士最初含一磅银的1/240，240便士等于1英镑；君主们很快发现，保留货币名称、减少其中金属含量，就能把手里的金银换成更多英镑，在现行价格下买更多货、还更多债。加尔布雷思说，劣币驱逐良币或许是唯一从未被挑战过的经济学法则。

法定货币史是更残酷的课。1690年马萨诸塞发明纸币代币，号称可纳税、承诺用铸币赎回，最初二十年按面额流通，随后五十年其白银价值降到原值的约十分之一。1775至1779年大陆会议发行2.41亿美元纸币，各州再发2.01亿，税收只有几百万；最后弗吉尼亚一双鞋要5000美元，一整套衣服超过100万美元，短语“一文不值”就此进入美国词典。法国大革命用没收的教会土地支撑阿西涅币，几年内同样一文不值：革命成功了，通货失败了。1923年10月德国单月通胀率29586%，1988年尼加拉瓜年通胀33602%，1989年阿根廷3039%，1990年巴西2360%。被认为温和的美国，1940至2008年68年年均通胀只有3.96%，但价格水平涨到了最初的14倍。

那么价格水平由什么决定？马克思的答案是两项之积：用黄金表示的商品相对价格，乘以用代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前者由竞争和结构性条件决定，后者由货币制度决定。金本位下，黄金部门和其他部门一起参与利润率的均等化，所以竞争能给一个经济体锚定出一般价格水平；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影响调整路径，却不改变结果。这正是马克思与货币数量论的核心分歧。

经验模式配合得很紧。1790至1940年整整150年间，美英批发价格指数没有长期趋势；雅斯特拉姆甚至说，英国黄金的购买力在20世纪中叶与17世纪中叶显然是相同的。1939/1940年之后一切改观：到2010年，英国价格水平涨到1939年的58倍，美国涨到1940年的14倍；黄金的美元价格在1933至2009年间上升至47倍。分期线为什么画在这里？因为英国1931年脱离金本位、美国1933年事实上放弃，欧洲的个人和银行在整场大萧条中大量囤金，直到大萧条结束，全球才真正进入法定货币时代；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只是余波。

本章最重的结论是：一旦货币商品的锚被放弃，价格水平就变成路径依赖的，不再存在起基础作用的“正常”价格水平。货币的第三种职能也随之凸显，谢克把它叫安全工具：危机时刻货币必须能离开流通、逃向黄金这类世界商品，南越崩溃前最后一位总统把全部黄金储备塞进手提箱带走，就是个说明。谢克还从长期序列中抽出一个简单的长波指示器：主要经济危机通常落在长波衰退期的中段，据此，2007至2008年的危机如期而至。锚一旦换成宏观因素，约束价格的就成了产出与增长。

货币是交换的语法。当交换的范围逐渐扩展并规律性地出现时，货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像语法一样，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货币便由国家予以法律化并加以控制。 — 原文,第5章

货币只有在可以兑换成商品时才会被接受，这是货币与生俱来的目的。当某种货币失去这种功能时，它就不再是货币了，并会被其他东西取代。 — 原文,第5章

当交换发展到某个点，某个特定商品，比如盐，在这些交换的特定循环过程中，恰好被社会选为参照物，于是，盐便成为当地的货币商品 — 原文,第5章

总利润同时由剩余产品的生产和财富在两个循环之间的转移决定

设想你下班回家，发现大屏幕电视被偷了。在会计视角下，你的家庭财富少了500美元。小偷把电视以200美元转卖给一个店主，店主再以500美元卖出，净赚300美元--于是总利润上升了300美元。家庭损失记在收入循环、企业利得记在资本循环，在总账上恰好抵消：没有价值被创造或摧毁，只有一次“摆动”。谢克用一个被偷的电视，把斯图亚特1767年的老洞见重新推上前台：总利润有两个来源。

斯图亚特的区分是绝对利润与相对利润：绝对利润源自劳动、勤勉或技能的增进，能扩大社会财富；相对利润只表示财富的天平在双方之间摆动，并不增加总基金。马克思把它改写为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利润与让渡利润。为什么必须区分？因为资本主义里有两种循环：资本循环是货币--商品--更多货币，货币被投入凝结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商品的形态，再卖回更多货币；收入循环则相反，劳动者拿到工资后花掉，货币离开消费者。谢克用一把刀作比：刀在厨房里是厨具，在暴怒者手里是凶器；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它运作于其中的过程使它成为资本。

第一个硬结论：没有剩余劳动时间，就没有总利润。斯拉法的数值例子是这样的：日工作4小时，每个工人的实际工资是4单位玉米加1单位铁，一共15个工人；投入合计340玉米加15铁，产出400玉米加30铁，净产品是60玉米加15铁，恰好等于工资支出。此时无论用哪一组价格，总利润都是零：部门间可以有正负利润互相抵消，但总和恒为零。把工作日延长到8小时，剩余产品和正利润才同时出现。量度规则也由此确定：投入和产出必须使用相同的当期价格，否则售价涨了、再生产成本也涨了，名义利润在涨而实际利润没变。

第二个结论更微妙：剩余产品不变时，总利润仍会变动。三组相对价格分别是：与劳动价值成正比的直接价格、各部门利润率一致的生产价格（通称波特凯维茨-斯拉法价格）、垄断或市场价格。三者在价格总和都等于875美元的前提下，给出三个不同的总利润：107.39美元、106.12美元、103.95美元。相对价格变化改变了剩余产品各成分的货币价值，实质是两种价值转移：一是收入循环与资本循环之间的转移，资本家消费品涨价，居民同样消费量要多花钱，商业利润随之增加；二是资本循环内部以未来利润为代价的转移，投资品跌价压低当期利润，却降低未来投入成本。任何一对价格集的比较都产生这类转移：转形问题是所有处理总利润的学派都躲不开的普遍难题。

第三个结论给这个过程安了引力中心。马克思证明，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再投资时资本增长率等于利润率，此时剩余产品向量与总产出向量成比例。谢克把它折算成一个合成行业：玉米部门的乘数是1.0532，铁部门是0.8582；此时玉米与铁的产出比为16.362，与剩余产品中玉米与铁之比102.18比6.24相同。于是一种保持产品总货币价值不变的价格集，无论相对价格怎么变，都不再改变总利润。这是转形问题的引力中心，与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等价。

第四个结论关于量度。官方质量调整的目的是让实际资本与实际利润成比例，于是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之比趋于稳定，技术变革被抹平。谢克修正退废率后，按现期成本计算的固定资本在1947年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低28%，此后二者沿大致相同路径收敛。他还揭开一段统计幻觉：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利率从3%升到14%，净营业盈余中更大一块被净利息吃掉，官方利润份额下降过半，看上去像盈利能力崩塌，其实主要是利息分配变了。

第6章因此为第7章铺好了战场：既然总利润是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加上转移，资本家真正争夺的就是这块剩余产品的分配。

绝对利润对谁都不意味着亏损；它是劳动、勤勉或技能的增进的结果，它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或增加……相对利润对有的人意味着亏损；它表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但并不意味着总基金的任何增加 — 原文,第6章

而商品的总产出向量和商品的原料与工资品向量之间的差值恰好是剩余产品。由此断定，利润是剩余产品的总价格。 — 原文,第6章

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随之而来的剩余产品，就没有生产利润——价格诡计在这里不会起作用。 — 原文,第6章

竞争是削价与成本削减的战争，技术选择以最低成本而非最高利润率为标准

2000年，戴尔把个人电脑的价格砍了下来。报道说，这个策略很传统，就是降价：利润量暂时下降，但因为能获得市场份额、在未来享受收益增长，这一举动会让对手的状况更糟。谢克说，真实竞争和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新古典把企业看作价格接受者；真实竞争里，企业主动设定试行价格，用削价抢市场份额，并把对手的利润率压得更低。价格最终受制于成本，持久优势属于成本最低者。

第一个论点：行业内竞争使销售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使利润率趋于差异化。消费者流向低价者，各家价格被迫拉近，形成共同价格；但各资本的技术类型和相对使用年限不同，成本结构不同，利润率必然分散。表7.1中价格被假定完全相等（100美元），而成本最低的方法D，利润率反而低于成本第二低的C。谢克反驳：成本更低的D有能力把价格削到89.5美元，此时D与C利润率相同，再低一点D就是利润率最高者。

第二个论点：利润率均等化只发生在调节资本上。谢克把行业内技术上可复制、能生产出（质量调整后）成本最低产品的条件，称为调节资本。行业间资本流动使这些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在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中动荡均等化，而平均利润率可以长期不相等。均等化是引力过程，不是均衡状态：不要问某一年各行业利润率是否相等，而要看长期中谁在反复交叉。

第三个论点最锋利：技术选择的恰当标准是单位成本最低，而不是现行价格下的利润率最高。谢克比较调节资本C与两个新方法D1和D2：单位成本D1是76美元、D2是75美元，都低于C的78美元，但资本密集度更高，D2达到157.89。在100美元主导价格下两派都同意D1取代C；麻烦在D2：成本最低，利润率却低于C，新古典和斯拉法都说没人选它。但价格不是给定的：当价格降到84美元时，C和D2的利润率都低于一般利润率16%，而D2更高。一般化地说：成本不同时，总存在一系列价格使成本较低的企业利润率较高。

第四个论点把差异推到整个经济。引入在现行价格下利润率更高的替代方法1，一般利润率从16.0%升到16.5%，这正是置盐定理：新方法在现行价格下利润率更高，它的引入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引入成本更低、利润率却更低的替代方法2，一般利润率降到15.2%，而真实竞争下它照样会被采用。这意味着即使实际工资不变，技术变革也可能压低利润率，从而否定了利润率下降必然源于工资挤压的教条。谢克补充：如果更低的生产成本总伴随更高的资本成本（美国非金融企业数据正是如此），利润率要么先升后降，要么立即下降。

经验证据也站在真实竞争一边：霍尔和希契发现企业按全成本定价，竞争迫使追随者的净利润量向领导者看齐。索尔特的证据是：现存厂房像化石编年史般展示着过去的资本技术史，1933至1935年美国甜菜制糖业与1935年水泥业的数据显示，较新厂房的劳动生产率比最旧的高出35%到66%。技术变革不间断，长期均衡所需的单一技术假设便不成立，所以才有那句断言：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长期均衡从来都不曾实现过。

谢克用1976至2009年标准普尔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回归，得到单位销售额资本随规模上升、单位销售额成本几乎不变、利润率随规模下降；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研究希腊20个制造业行业1962至1991年，发现平均利润率有14个行业的长期偏差在统计上等于零，而增量利润率的所有长期偏差都等于零。

结论是：增量利润率实现了均等化，而平均利润率通常没有。垄断判据因此也不同于教科书：不要看企业数量或价格刚性，而要检验该行业的调节利润率是否持续高于一般调节利润率。新古典眼里的垄断证据，在真实竞争里恰恰是竞争本身的结果。秩序从持续的无序中生成，这就是全书的理论心脏。

真实竞争和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 原文,第7章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长期均衡从来都不曾实现过 — 原文,第7章

增量利润率实现了均等化，而平均利润率通常没有。 — 原文,第7章

完全竞争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结构-绩效假说在经验上站不住脚

假如一个行业里所有企业完全相同，而且都足够聪明，它们会算出什么？答案足以拆掉整个完全竞争理论：既然彼此一样，任何一家扩产，所有同行都会同时扩产，价格必然被压下去。于是每家企业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斜向下的需求曲线，而不是教科书里那条水平线。利润最大化条件就此从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mc）变成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总产量由mr(X)=mc(X)决定，与完全垄断的结果一模一样。竞争与垄断的价格和产量完全相同，所谓“竞争数量论”当场崩塌。谢克由此判定：完全竞争要求企业持有非理性预期，只要预期逻辑自洽，完全竞争就不成立。一百多年前瓦尔拉斯构建的一般均衡体系，靠一位无所不知的“拍卖者”替全部市场改价；真实市场里没有这个巫师，价格由企业自己设定。

经验部分像一桩侦探案。1930年代末，贝恩（Joe Bain，美国产业组织研究的开山人物）手工搜集1936-1940年42个行业335家公司的股权收益率与集中度数据，想证明行业越集中、利润越高。结果很尴尬：股权收益率对CR8（前八大企业占行业产出的市场份额）做线性回归，系数只有0.0521，可决系数R²=0.0781；换成二次式拟合稍好，R²=0.1896，算出集中度得先越过临界值CR8*=49.24才有正效应；按十分位分组后R²跌到0.033，连他自己都说回归结果差得无法做合理推断。但他最后抓住一道断层：CR8高于70%的22个行业平均利润率12.1%，低于70%的20个行业只有6.9%，费希尔检验显示偶然造成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垄断权力的证据似乎到手了。可是把当初因公司数不足三家而剔掉的34个行业放回来，两组变成9.6%与10.6%，差距消失。

后续越查越空。曼（Mann，继贝恩之后的研究者）想扩大这个结论，他自己的表却显示：所有高准入门槛行业，不论集中与否，利润率完全相同；真正相关的变量是准入门槛，不是集中度。施蒂格勒（芝加哥学派）算1939-1956年的资产利润率：集中性行业7.1%，非集中性行业6.9%，两条曲线一起起伏，平均水平一致，差别只在集中性行业波动更小。布罗曾（1971）发现，样本越大、时期越长，集中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就越收敛于总平均值。德姆塞茨看CR4：1963年弱正相关，1969年弱负相关。泽姆勒汇总6项覆盖1950-60年代18个时间段的研究，与集中度相关的系数都很小、多数为负、多数不显著。施马兰西（1989）总结的典型事实是：在包含市场份额的回归中，集中系数一般都是负的或不显著的。

原因在会计口径。利润率等于单位产出利润量除以资本密集度，而集中度、资本密集度与准入门槛同向变动，因此单位产出利润量随集中度上升，是竞争机制自动生产出来的，不需要垄断来解释；判断垄断权力只能看超额利润量。伊塞尔和索尔的模拟把结论钉死：伯特兰（价格接受）模型给出的系数中位数远低于经验值，共谋模型远高于经验范围，而价格领导者各自定价的古诺模型，系数范围与中位数都与观察数据完全相同。博洛托娃研究数百个国际卡特尔发现，卡特尔平均把价格抬高约销售价格的20%、中位数约28%，但销量随之下降，利润率未必上升；共谋多半只让利润率更平稳，而高固定成本行业在真实竞争中本来就更平稳。

竞争程度不看企业数量，而看市场份额与利润率随时间怎样变动。垄断没有推翻竞争，它只是动荡引力中心上的一段插曲。

完全竞争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要求企业拥有非理性预期。相反，如果假设企业持有内在逻辑相一致的预期，那么完全竞争理论就会崩塌。 — 原文,第8章

逻辑一致的预期意味着竞争和垄断对应的市场价格与产量完全一样！竞争数量论崩塌了。 — 原文,第8章

竞争程度不是通过竞争对手的数量或规模衡量，而是主要反映在竞争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 — 原文,第8章

相对价格与劳动时间的平均距离约13%，李嘉图的7%猜想量级成立

1961年，数学家雅各布·施瓦茨提出一个省事的检验办法。逻辑是：如果相对价格真由工资和利润这些分配变量决定，那么在商业周期最剧烈的转折处，从波峰到波谷，产出、工资、利润都在狂跳，相对价格也该跟着动荡。他翻了1919-1938年的4个美国周期：各行业产出变化率30%~60%，工资变化率40%，而相对行业价格平均只挪动7.33%。这个数字几乎是两个世纪前李嘉图猜想的重演。近半个世纪后，普提把样本从1856年拉到1969年，覆盖31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认定的周期：产出总量变化率22.2%，个别行业周期内30.6%，而平均相对市场价格只变化8.45%（整体周期）与9.22%（局部周期）。

为什么分配剧烈变动而价格近乎不动？答案叫垂直整合的减振效应。在玉米与铁的两部门数值例子里，铁业资本-劳动比比玉米业低28.1%，可铁对玉米的相对生产价格只比相对总劳动时间低4.1%，大致是前者的七分之一。更极端的假设：两个行业的整合利润-工资比相差100%（0.40对0.20），造成的价格偏差也只有16.7%，是前者的六分之一。现实中的差距远没这么大，战后发达国家利润-工资比大体在25%~30%之间；用1998年美国65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算，垂直整合几乎不改变利润-工资比的平均值，却让它的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缩小了三分之二。每个行业的整合利润-工资比本就是它与所有上下游行业的加权平均，平均一摊平，离差自然塌陷。

于是有了本章的核心数字。1947-1998年半个世纪，市场价格裹挟着全部非竞争性与非均衡因素，与直接价格（按整合劳动时间成比例定价的价格）的平均绝对偏差约15%，均方根量度约18%；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的距离约13%；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距离也约15%。到时间序列上，取9年间隔（近似十年周期），三组标准化价格之比的相关性调整后R²=0.82~0.87，δc只有4%~6%，均方根量度7%~8%，全部落在李嘉图设想的区间内。

价格随分配变化的路径同样被压平。以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一种理论构造的合成商品，用它作计价单位可以消掉计价标准自身的分配效应）为基准，工资-利润关系是一条直线w=1-r/R，R是最高利润率。谢克用1998年美国数据画65个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整体近似线性；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广播电子通信、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餐饮服务4个行业在r/R超过0.75时方向反转，而观测到的r/R只有0.286，反转幅度不超过±1%，比测量误差还小。纳入固定资本后，曲线被彻底拉直。量出的弹性是：流动资本模型中利润率每变动10%，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的距离变动约11%；固定资本模型下约9%，这正是李嘉图宣称的量级。

理论上的再转换（同一技术在不同利润率下反复被选中或淘汰）因此稀有得近乎无关紧要。斯蒂德曼为攻击马克思转形步骤专门设计的例子，换成独立于度量单位的算法后，其斯拉法价格与马克思价格的平均距离只有1.6%；韩和舍福尔德检验32张经合组织投入产出表的全部技术组合，只找到一条包含再转换的边界，逆向资本深化只出现在约3.65%的案例里。

线性从哪来？谢克指出，1998年美国投资与资本矩阵里，65行中有38行整行为零，占58%，因为多数商品根本不是资本品；由此产生38个为零的特征值，标准价格的线性有了结构性根源。一个最小的代表性模型只需三种商品：进入所有生产的物质投入品、消费品、机器。这套模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体系里早已搭好。

生产价格从来不是真实存在之物，它只是市场价格不停过冲与不足的交替中显出的看不见的中心；中心背后站着劳动时间。

在31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确定的经济周期内产出总量的变化率为22.2%，而在个别行业周期内变化率为30.6%；另外，尽管包含大萧条使从波峰到波谷的经济周期更动荡，但平均相对市场价格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确定的经济周期内只变化了8.45%，在局部周期内也只变化了9.22%。 — 原文,第9章

在1947—1998年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包含所有非竞争性和非均衡因素，而它与直接价格在两种平均绝对偏差量度下仅相差15%左右，在两种均方根量度下则相差18%左右 — 原文,第9章

事实上，这也是李嘉图所假设的。在他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中，他假设利润率1%的变动会导致相对生产价格大约1%的变动，换言之，相对价格与利润率之间的弹性为单位1。 — 原文,第9章

利率是融资的生产价格，由利润率均等化与价格水平共同决定

主流金融学有一道著名难题：1926-2010年，美国公司企业债券和政府长期债券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恰好只有大型企业股票收益率的一半。要解释这100%的差距，只能给它安个名字叫“风险溢价”，理论本身却说不出所以然，于是它至今被称作“股权溢价之谜”。谢克在古典框架里做了个简单倒转：债券承诺的息票把到期收益率锁死在与同类银行贷款相同的水平上，而银行利率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性价格，它结构性低于利润率；股票的股息和价格是两个独立变量，回报率却能和新投资的利润率动荡均等化。一头钉在利率上，一头挂在利润率上，两者之差就是股票溢价。谜团于是消失。

倒转的起点是“利率是融资的生产价格”。金融企业提供融资也要投入成本、预付资本，所以银行业的调节资本同样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把银行的预付资本简化为准备金、收入简化为贷款利息，银行利润率就是利率除以准备金-贷款比；令它等于一般利润率，即可解出长期竞争性利率。因为准备金-贷款比小于1，得到r=i(1+ϑ)，ϑ为正；企业的净利润率r-i=（1-准备金/贷款比）·r，与利润率成比例。它是结构性的，不是积极投资的风险补偿。实证站在古典一边：1988-2005年银行业的增量收益率与所有私有行业一样受制于动荡的均等化；1967-1982年大滞胀的后14年，r>i这条准则确实被违反，原因不是风险变大，而是物价猛涨。

多一点现实就能破掉一个大悖论。银行的运行成本和固定资本成本都随一般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要维持利润率均等化，名义利率必须随价格水平上升。于是每一个价格水平上都有一个不同的竞争性利率，“自然利率”并不存在。这直接解释吉布森悖论：标准货币理论坚持利率应随通货膨胀率或预期通胀率变动，经验事实却是利率随价格水平同向变动。图克早在1838年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里记录了这个模式，吉布森1923年再次发现，凯恩斯称它是整个数量经济学领域中已确立的最完整的经验事实之一。费雪为救标准理论，不得不拿20~28年的滞后值去代理预期通胀率。谢克指出，实际长期债券利率的长期趋势在任何有意义的时期里都不稳定：其滤波值从1874年的10%降到1917年的3%，1928年升到8.3%，1946年又跌到-4.6%。1857-2011年长期债券收益率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基本同向，只有三处例外：1861-1863年、1932-1947年大萧条到二战，以及1982-2007年格林斯潘设计、伯南克维持的政策性压利率时期：短期国库券利率从1981年的14.03%降到2006年的4.74%，如今在0.1%附近。

期限结构顺势落地。长期贷款需要更长的资金保证期、更多准备金和更高的存贷比，成本更高；在利润率均等化条件下，银行必须为长期贷款收取更高利率，所以收益率曲线因结构性原因向上倾斜。水平由银行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决定，斜率由不同银行业务之间的均等化决定，不需要流动性偏好和主观预期，也无需额外的风险溢价。

回到股票。1947-2011年，股票实际回报率与调整后的企业新增收益率，均值分别为9.83%和9.50%，协方差1.71和1.39；换成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近似值，均值8.49%，协方差1.68。均值和波动如此贴合，说明股票回报率确实在与实体利润率动荡均等化。席勒的“过度波动”判断由此失去根据：他的效率市场基准把贴现率固定在7.6%，而企业平均利润率从16%以上一路降到6%以下；拿一条直线去比一条波动剧烈的曲线，自然会觉得曲线“过度”。在古典框架里，问题不在股票太疯，而在那个固定贴现率本不该存在。

利率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整个数量经济学领域中已确立的最完整的经验事实之一 — 原文,第10章

这些差异直接导致股票回报率系统性地高于债券回报率。这一众所周知并且长期存在的经验模式已经如此困惑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以至被称为“股权溢价之谜”（Mehra and Prescott 1985; Mehra 2003）。但是，从古典理论出发，它显得如此理所当然。 — 原文,第10章

例如，在格林斯潘时期的美国，短期国库券利率从1981年的14.03%降至2006年的4.74%，现在维持在0.1%。 — 原文,第10章

自由贸易由绝对成本优势决定，持续贸易失衡才是常态

半个世纪里，澳大利亚有 43 年处于贸易逆差。按教科书里那条被奉为信条的比较成本原则，这样的国家早该在汇率与贸易条件的自动调整中被拉回平衡。可 1960 到 2009 年的数据摆在眼前：芬兰、日本、韩国、挪威、瑞典先后从逆差翻成顺差，德国与加拿大常年顺差，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是常年小额和大额逆差，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逆差越滚越大。谢克由此提出一个关节：自由贸易并不自动消除贸易不平衡，它只是把各国竞争力的不平衡照原样呈现出来。

要看清这条断裂，得回到李嘉图--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的葡英算例。他假设葡萄牙资本在布和酒上都比英国有效率，于是葡萄牙出口多、进口少，金银流入，货币供给上升，物价与成本被推高；英国正好相反。葡萄牙的优势被自己的成功吃掉，英国从失败里缓过劲来，直到两国各守住一个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自动平衡。问题在于这段推理是循环的：只要国际相对价格不变，葡萄牙的比较成本优势就不会变；而只要葡萄牙没丢掉比较成本优势，国际相对价格就不会变。李嘉图漏掉了支配性价格水平对成本的反馈，这个反馈一旦补上，绝对优势就不会自动蜕变为比较优势。

用他自己的数字看得更清楚。葡萄牙布价折 90 英镑，英国 100 英镑，优势 11%；酒是 80 对 120，优势 50%。可行汇率必须落在 1.11 到 1.50 英镑兑 1 埃斯库多之间--低于 1.11 葡萄牙两个行业通吃，高于 1.50 就轮到英国通吃。若走固定汇率路线，葡萄牙价格涨 15%、英国跌 14%，葡萄牙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 33.33%，效果相同。谢克借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国富论》作者--的价格分解给出致命一击：比较成本只取决于相对实际工资与相对整合生产力，与国际相对价格无关。想让英国翻盘，除非它比对手更快提高效率，或者让实际工资比对手涨得更慢。

第二处硬伤是李嘉图把贸易差额当成了收支差额。马克思--德国经济学家，《资本论》作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者--指出，顺差国多出来的是流动性，被压低的是利率，于是资本外流，逆差国相反；哈罗德--英国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同时代--在近一个世纪后得出相同结论，并强调贸易与金融不可能互不相干。贸易盈余国最终成了国际债权人，赤字国成了债务人，这才是常态。

购买力平价同样站不住。它若成立，实际汇率应长期平稳，理论要求的收敛速度是半衰期三分之一年；实证中的典型半衰期是 3 到 4 年，差十倍，甚至要 75 到 100 年的数据才能与随机游走区分开。有个例外恰好反证：相对通胀率高达 40%、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只涨 3% 时，名义汇率贬值约 37%，相对购买力平价看似成立，因为它被通胀主导了。美日 1960 到 2009 年的实际有效汇率确实绕着调整过的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做引力运动，两次大偏离--1980 至 1987 年、1997 至 2003 年--前者对应利差引来的短期资本，后者对应资产价格泡沫。

政策结论由此而来：货币贬值本身消除不了赤字，它只能经由实际工资或不可贸易商品比价起作用，还要看工人和消费者顶不顶得住。增强竞争力有上策与下策：持续提高国家生产力，或者压低实际工资把调整负担转嫁给工人。美国长年逆差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当代自由贸易理论的主要辩护者--也持此论，其推理恰恰来自那条被证伪的信条。于是全书主线在此落地：在真实竞争里，贸易由绝对成本优势决定，失衡是常态，总有赢家和输家。

因此，斯密是正确的，而李嘉图是错误的：自由贸易会给那些拥有更低成本资本的国家带来持续的贸易盈余，而会给那些拥有更高成本资本的国家带来持续的贸易赤字。 — 原文,第11章

除非国际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否则葡萄牙的比较成本优势就不会改变；除非葡萄牙失去其比较成本优势，否则国际相对价格根本不会变化。 — 原文,第11章

从古典理论来看，自由贸易不会自动消除贸易不平衡，相反，它将会体现国际上竞争力的不平衡。 — 原文,第11章

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更替由解释力决定，而非由微观基础的严密性决定

1960 年代初，一位政策制定者摊开美国的失业-通胀散点图，看到一张诱人的菜单：把失业压在 4% 左右只需忍受 3% 的温和通胀；要物价零增长，就得接受 7% 左右的失业。一代人因此相信宏观经济可以被微调。十年后图上的点全乱了：与 1955 到 1970 年相比，随后 15 年的平均失业率上升 46%，平均通胀率却上升 142%。谢克的第 12 章解释的，就是一门学科如何在这类事实面前反复换装。

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1936 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作者--的突破本来很锋利。他指出生产需要时间，企业只能依据预期利润下注；总需求中含有不依赖当期收入的部分；投资短期给定却反复无常，于是储蓄必须反过来适应投资，这就是他对萨伊定律的回应--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足够需求、普遍过剩不可能发生。由此推出卡恩-凯恩斯乘数：收入要按边际储蓄率的倒数扩张，直到储蓄追上投资。他还把利率从可贷资金市场里拆出来，交给货币供求决定：危机中信心崩溃，资金逃向现金，利率在最该下跌的时候反而上升。

但 1937 年的一场会议上，哈罗德和希克斯各自拿出一个联立方程组。凯恩斯对希克斯只谨慎点头，抱怨他低估预期；对哈罗德的版本更热情。希克斯--英国经济学家，IS-LM 模型的制作者--做了一件要命的事：他引证“投资进行到最后一笔投资的利润率等于利率”，把预期利润率整个消掉，投资于是变成利率的简单减函数；LM 又把货币需求简化成当期收入与利率的稳定函数。此后 IS-LM 长期占据教科书中心，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领袖--的反革命正是从这里起步。

70 年代的大滞胀来了：失业与通胀一起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弗里德曼与费尔普斯--美国经济学家，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另一位提出者--各自推出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把它定义为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里加入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实际结构性特征后就能算出的失业水平，也就是说，它来自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一道道“不完全”。在这个框架里自然失业全属自愿，需求刺激只有在没被预料到时才有效，“只有未预料到的才有用”。费尔普斯不同，他认为自然失业含非自愿成分，功能是阻止工人频繁跳槽、阻止企业争相加薪，这与马克思--德国经济学家，《资本论》作者--的产业后备军以及古德温 1967 年的模型惊人呼应。区别在于：前者把失业归给竞争的不完全，后者归给竞争本身。

接着上场的是卢卡斯--美国经济学家，理性预期革命的旗手。穆斯--美国经济学家，理性预期概念的提出者--在 1961 年假定行为人“知道”模型的结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客观分布；卢卡斯嫁接过来，得到政策无效命题，并提出卢卡斯批判：宏观结构参数随行为人调整而变化。谢克的反驳是他反复用过的两条：总量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而完全竞争与企业理性的预期内在矛盾，理性预期根本架不到完全竞争之上。

再往后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纳尔逊和普洛瑟 1982 年发现实际产出更像带漂移的随机游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用随机的生产率冲击造出周期，把一个“鲁滨逊·克鲁索”式代表性行为人的劳动-闲暇跨期替代当作繁荣与萧条的故事，用模拟校准代替计量检验，最后干脆认定衰退中的失业都是自愿的。方法论自嘲是：“很明显，我们不能让现实性妨碍严密性。”新凯恩斯主义只是把价格黏性与信息不对称当作撒进新古典范式里的砂砾；卡莱茨基--波兰经济学家，独立于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把阶级收入分配放进宏观模型；戈德利--英国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则用三部门余额与存量-流量一致另开一路。第 12 章的结论是：主流更替由解释力决定，而非微观基础的严密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危机引起的信心崩溃导致金融资产流向现金，从而使利率在最该下降的时候反而上升了。 — 原文,第12章

很明显，我们不能让现实性妨碍严密性。 — 原文,第12章

失业率比之前的水平提高了46%，但通货膨胀率与之前相比提高了142% — 原文,第12章

积累率由预期净利润率驱动，储蓄率内生使乘数失去常设地位

先算一笔账。马克思--德国经济学家，《资本论》作者--在第二卷做过一个纯内部融资的推演：企业多投入 100 单位劳动力和原料，60 用于雇人、40 用于买原料。这 100 全靠多留 100 单位利润来筹措，于是分给企业主的收入少了 100，新工人的收入多了 60，消费需求净减 40；而新增的原料需求正好多出 40。两边相互抵消，总投资增加，总需求一动没动--乘数是零。这笔反直觉的算术是第 13 章重写有效需求理论的起点。

真实数字比寓言更极端。2007 年全球危机爆发前，美国公司企业总投资额的 100.5% 由内部资金提供；危机一来投资崩塌，这个比例反而升到 567%。1947 到 2006 年，非金融企业总储蓄与总投资之比平均 110%，2007 到 2011 年升到 140%。企业不是先分光利润再回头借钱投资，储蓄与投资由同一个主体决策。

古典宏观动力学的核心命题是：回应预期净利润率的不是投资水平，而是资本增长率。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者--与卡莱茨基--波兰经济学家，独立提出有效需求理论--都让投资回应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可一旦投资水平固定，产能却因投资而扩张，产能利用率必然下滑，存量与流量对不上。罗宾逊夫人--英国经济学家，后凯恩斯学派代表--在 1962 年把函数从投资水平改成积累率，问题就消失了：给定的预期利润率决定一个资本增长率，从而决定一个稳定的产能利用率。哈罗德--英国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同时代--早在 1939 年就指出，只有一个“有保证的”增长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配，它由储蓄倾向与生产条件决定。

乘数的软肋也在时间上。标准乘数序列是 ΔI、cΔI、c 的平方乘 ΔI 一路累加，每一轮都假定银行信贷以给定利率无限供给缺口。谢克指出这条故事里藏着庞氏融资：工商业债务的增加恰好等于产出的增加，而偿债又要求新的信贷。若储蓄率不再外生，乘数就被削弱。他给的例子是：Y=100，I=20，储蓄率 0.18，储蓄只有 18，缺口 2；只要储蓄率升到 0.20，缺口当场填平，乘数为零。中间情形介于完全乘数与零乘数之间；而工商业储蓄率会对资金缺口有反应，所以储蓄率内生在所难免。俄林--瑞典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这点。

再看外生需求。把政府需求与出口需求加进哈罗德系统，它们对长期增长有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当增长率低于“纯粹的”有保证增长率时，产出水平的路径被压低而增长率被抬高；高于时则相反，短期拿到的水平会在长期失去。要既提高水平又不改变增长率，必须先把外生需求增长率推高到产出追上新的水平，再降回原有水平。这就是斯拉法超级乘数争论的答案--斯拉法，意大利裔英国经济学家，以生产价格理论著称。产出的增长永远不是需求导向的，它至多是需求修正的，而且修正的方向与外生需求推动的方向相反。

银行信用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贷款注入新购买力，还本付息又制造漏出，谢克写出 100、-20、-20、-20、-20、-20 的回流模式；若再借 100，模式变成 100、75、-50、-50、-50、-50、-25，只有新的净注入能延缓回流法则。马克思描述过利率在周期中的位置：低利率与繁荣或高额利润相配，最高利息与危机相配。谢克据此把古典系统整理成一张图：正常利润率定出正常利率，利率定出投资份额，投资份额定出储蓄率与正常增长率，而哈罗德式的产能利用率始终被拉回正常水平。他只把这条路径当作引力中心：短期是 3 到 5 年的库存周期，长期是 10 到 12 年的产能调整。

结尾一句扣回主线：古典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资本增长率由预期净利润率驱动，储蓄率内生使乘数失去常设地位，2007 年的危机又一次演示了这个机制。

古典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利润同时作用于供给和需求的水平与增长路径。 — 原文,第13章

产出的增长永远都不是需求导向的：它至多是需求修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产出增长率改变的方向与外生需求所推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 原文,第13章

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美国公司企业总投资额的100.5%是由内部资金提供的。而当2007年危机爆发时，由于投资崩溃，这一数字上升至567%。 — 原文,第13章

非自愿失业由真实竞争自我复制成一个常态的引力中心

教科书里的失业是“摩擦”或“制度残渣”：只要工会退让、最低工资消失、信息足够透明，市场自会把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安置到岗位上去。1948 年以后的美国却画出一幅相反的图景。1948-2011 年间，美国的失业率大约涨到原来的两倍，失业持续时间指数涨到 4 倍，两者相乘得到的“失业强度”涨了 10 倍。失业对人施加的下行压力，从来不只是有多少人没有工作，还包括他们等了多久。这个乘积是本章的第一把钥匙：横轴若用失业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被噪声搅成一团；换成失业强度，一条清晰的曲线立刻浮出来。

这条曲线被称为古典曲线：工资份额的变化率是失业强度的负相关函数。失业少，工人就能把实际工资推得比生产率涨得快，工资份额上升；失业多，实际工资掉队，工资份额下降。它不是从制度缺陷里长出来的，而是从竞争本身长出来的。马克思（Karl Marx，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把这种持续存在的失业者储备称作“劳动力后备军”；古德温（Richard Goodwin，1967 年提出增长周期模型的经济学家）借用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20 世纪初为描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数量循环而提出的非线性方程组），把工资份额与就业率当成互相捕食的两个种群。两者围绕一个动态中心转圈，在时间轴上旋成螺旋。作者的简单古典模型保留了这个结构，只多加了一条：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会对成本压力做出反应。

这一步改变了对失业的政治解释。新古典理论把工人设想为价格接受者，仿佛有位瓦尔拉斯式拍卖商（假想的、能在瞬间调整价格使供需相等的报价人）在旁敲槌，于是实际工资的唯一职能就是出清劳动力市场，劳资斗争不影响均衡工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把长期失业重新定义为“自愿”，并冠以“自然失业率”之名收进正统理论。作者承认结论有一半是对的：削弱劳工力量确实能压低正常失业率。但理由完全错了--失业是非自愿的，它是真实竞争的产物，而不是竞争不完美的产物。这是本章的招牌论断。

经验证据干脆得惊人。1949-2011 年，美国只有两条菲利普斯型工资份额曲线：一条对应 1949-1983 年的“劳资妥协”，一条对应 1993-2011 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中间是 1984-1993 年里根与布什政府的过渡。曲线整体下移，意味着同样的失业强度下工资份额涨得更少。把临界点折算回失业率：第一条曲线是 5.9%，第二条降到 4.2%，而这两拨人大部分都是非自愿失业。更让人不安的是速度。1949 年失业强度约 4%，直到 1977 年才爬上临界值 9%；即使剔掉越战那 13 年，也要 16 年才能把失业强度从 5% 推到 9%，折算成失业率是 16 年从 4.3% 升到 6.9%，年均 0.16%。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国经济学家）说市场调整慢到社会无法忍受，这一点他判断对了。

理论最后落在一个新变量上：增长-利用率 σ′＝I/P，即投资占利润的份额。利润率既是积累的驱动力，也是积累的上限，所以实际积累率与利润率之比衡量的是增长潜力被用掉了多少。失业储备池让劳动力不再是硬约束，产能可扩可缩让产能利用率也不再是硬约束，剩下的紧约束就是它。第 15 章的通货膨胀理论，正从这里长出来。

与凯恩斯一致而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观点相反，这是由（真实）竞争本身引起的非自愿失业，而不是由于对所谓的完全竞争的限制或者竞争的不完全性。 — 原文,第14章

方程（14.6）意味着工资份额的变化率是失业率的负相关函数 — 原文,第14章

第一条曲线的临界失业率为5.9%，而第二条曲线的临界失业率为4.2%——二者大部分都是非自愿失业。 — 原文,第14章

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减去实际产出增长率

1946 年的匈牙利，想换 1 英镑，你得数出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辨戈（匈牙利当时的货币单位）；同一年，流通中的货币量比 1944 年涨了 3 000 亿倍。这不是战争造成的偶发灾变，而是法定货币把纸币从技术约束中解放出来之后，一个可以被推到极端的常规后果。

法定货币指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不可兑换代币。它的起点不在政府办公室，而在交易本身：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发明它，是因为各州实在向易怒的民众收不上税。历史证据里最不客气的一条来自尼日利亚：1880 年英国殖民者开始推行英镑，直到 1896 年--英镑名义上成为法定货币 16 年之后--当地占支配地位的货币仍然是贝壳，殖民政府花了将近半个世纪才把本土货币打垮。二战后的德国更直白：纸币总量是战前的 4 倍，香烟崛起为广泛流通的支付手段，直到 1948 年新货币出场。作者由此写下一句冷峻的话：所谓“不可或缺”的货币，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中。

这些案例是清场。第一类靶子是“国家货币理论”：从英尼斯到克纳普，再到当代的雷与贝尔所代表的“现代国家货币理论”（通称 MMT），主张货币由国家创造、因纳税而被接受。作者的反驳是，他们把付款义务、债务与铸币混成一团；而他们为“最后雇主”方案设想的价格稳定前提--政府能固定私人部门的货币工资、价格水平是工资而非供求的函数--即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标准衡量也极具争议。第二类靶子是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强调货币数量决定价格的传统）与凯恩斯主义的通胀观，二者的共同假设是通货膨胀在充分就业附近发生--正是这个假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中被打碎。

那么价格水平由什么决定？在真实竞争下，利润率均等化只定出相对价格；完全法定货币下，价格水平由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决定，而且因为需求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推高价格，它变得路径依赖，没有可回归的正常值。增长的上限也不是劳动力或产能，而是最大可持续增长率，也就是利润率本身。作者把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谷物-谷物模型、马克思（Karl Marx，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扩大再生产和冯·诺依曼的平衡增长理论串成一条线：剩余全部再投资时的增长极限就是利润率。

于是新指标登场：增长-利用率 σ′＝I/P，投资占利润的份额。当实际增长逼近利润率规定的天花板，瓶颈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可选的产出构成范围越来越窄，作者把它比作增长中的“应变仪”。通胀的三条机制随之成形：名义产出增长由相对新增购买力驱动；实际产出增长被净利润率与超额需求推高、被过高的增长-利用率压低；两者相减就是通胀率。按定义，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所以通胀与新增购买力正相关、与利润率负相关、与增长-利用率正相关，在增长-利用率极高时还会转为通货紧缩。

经验检验同样干净。1951-2010 年，名义 GDP 增长与相对新增购买力高度相关，加入朝鲜战争、沃尔克冲击（1979-1981 年美联储大幅提高短期利率的紧缩事件）与全球危机哑变量后依然稳健；实际产出增长率与实际净增量回报率的相关系数为 0.65。更关键的是画面对比：古典曲线明确向下倾斜，而以失业率为横轴的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图上几乎不成形。汉德法斯（Alberto Handfas，2012 年以博士论文发展并检验该通胀理论的研究者）用 10 个国家做检验，发现关系呈 U 形，日本落在负值区即通缩区。

按照定义，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 — 原文,第15章

所谓“不可或缺”的货币，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中。 — 原文,第15章

货币得以行使其职责是因为它在实际中可兑换。倘若一种货币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就必然会出现另一种货币。 — 原文,第15章

周期性危机是利润驱动型积累的正常阶段而非外生意外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理论的旗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四年后，2007 年 12 月，一场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危机准点开场。作者不是事后才知道：他在 2003 年的课堂与公开讲座上就预测下一次危机将于 2008-2009 年爆发并延续到 2018 年。他凭的是一条被多数人扔掉的线索--黄金价格的长波。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苏联经济学家）当年画的是以国家通货计价的价格长波，1939 年之后价格持续上涨，这条序列再也看不出长波，他的论点因此被冷落。作者点出讽刺之处：康德拉季耶夫书后以表格另存了一份以黄金计价的价格序列，它在 1939 年之后仍然呈现长波。经 HP 滤波（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一种把趋势与周期分开的常用统计方法）处理后，1897-1939 年为 42 年一个波谷到波谷，1939-1983 年为 44 年；每次波峰之后 8 至 9 年爆发普遍性危机，每次持续约 18 年。把 2000 年的波峰与这个平均周期对齐，2008-2009 就是下一次的窗口。

由此得到核心判断：危机不是纯洁天鹅群里飞出的“黑天鹅”，而是利润驱动型积累模式中周期性出现的正常阶段--一旦长期繁荣让位于长期下行，一个偶然打击就足以引爆普遍性危机。那些把每次危机当作一次性事件的人，名单长得惊人：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经济学家）1815 年坚称欧洲经济很快反弹，此后年年如此，保持“持续的错误”；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耶鲁大学货币理论家）在 1929 年 10 月 17 日、崩盘前不到两周，说预期未来几个月股市更高。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那句判断则一再应验：金融“兴奋与恐慌的周期……大致与人们忘记上一次灾难所花的时间相一致”。

战后两次危机的机制并不神秘。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期间，股市实际价值下跌 56% 以上，联邦预算赤字比战后初期平均水平增加了 40 倍。解决方案双管齐下：对劳动者的打击，加上利率的大幅下降。这就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繁荣的真正的秘密：廉价化的劳动力与廉价化的金融。数字极其夸张：1947-1981 年，3 月期国债利率从 0.59% 升到 14.03%；1981 年之后又以同样剧烈的程度跌到 2011 年的 0.06%。与此同时，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增速被压下去，利润份额上升，正常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被扭转--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目的。

繁荣因此自带毁灭的种子。低利率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显著上升；利率连降 20 年抵消了债务负担的上升，但债务一旦加速积累，偿债率就大幅攀升。平均净利润率在 2004-2007 年下降，净增量利润率在 2005-2009 年跌得更凶。危机之后，政府向银行与企业注入巨量新创造货币，于是出现一个诡异结果：在全球性的严峻危机中，利润率反而上升。

政策教训是最硬的落点。在危机中削减支出是“严重的错误”：美国 1937 年在保守派压力下增税并猛削开支，产出随即下跌、失业回升，1938 年掉头后 1939 年才恢复 8% 的增长。救助有两条路：把钱投向企业与银行、期待利益向下滴漏的传统模式，往往被受助者囤积或拿去还债而落空；直接把工作发给私人部门雇不动的人，好处则向上惠及企业，因为失业者必须花掉收入才能活下去。二战期间美国 1943-1945 年年均赤字占 GDP 的 25%，而 2014 年不到 3%。真正阻止政府创造直接就业项目的不是财政，而是这类行动让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目的。

这次危机是长期存在并周期性出现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一个完全正常的阶段，在这种模式中，一旦长期繁荣让位于长期下行，危机就会爆发。 — 原文,第16章

这就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的真正的秘密：廉价化的劳动力与廉价化的金融。 — 原文,第16章

资本主义的外形在持续改变，但其中的内核保持不变。 — 原文,第16章

放弃完全竞争与理性预期假设同样能推出全部核心经济命题

宾默尔（Ken Binmore，博弈论学者）曾为理性选择理论辩护：即便“蜘蛛和鱼”这样不会思考的生物也仿佛在理性地行动。作者的回应干脆：如果我们不必假设理性决策也能推出同样的总体模式，而且个体行为并不遵循这些规则，那么这个假设就是多余的。

交付清单来自一个自称简单的目标：不借超理性、最优化、完全竞争、代表性行为人或理性预期这些概念，依然能推出需求与供给定律、工资与利润率的决定、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汇率、贸易条件、增长、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以周期性普遍性危机收尾的长期繁荣。作者点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国经济学家）本人拒绝把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之上，卡莱茨基（Michał Kalecki，波兰经济学家）也是如此；而他主张，有效需求理论乃至卡莱茨基的定价理论，以真实竞争为地基才更妥当。由此得出全书的态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来源于竞争本身；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伊甸园”，我们当前的状况也不是它的缺失所造成的。

方法论的关键发现是：总体结果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20 世纪初用于描述捕食者与被捕食者数量循环的方程组）后来被用来给驼鹿与狼建模，古德温（Richard Goodwin，1967 年提出增长周期模型的经济学家）把它借去刻画马克思所说的持续性失业，而它并不假设当事人做理性决策。

接着是两个分布。1897 年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意大利经济学家）发现财产性收入服从幂律，今天称为帕累托分布。经济物理学“两阶级”理论（EPTC）提出：劳动收入大致服从指数分布，财产性收入服从帕累托分布。2011 年美国国税局的数据给出印证：200 000 美元以下的后 97% 人口，在对数-线性坐标下接近一条直线，基尼系数 0.492；超过 200 000 美元的部分，在对数-对数坐标下也接近直线。指数分布的基尼系数必然固定在 0.5，所以总收入基尼的上升只能来自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增加--总体基尼系数仅仅由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决定，不平等程度最终取决于利润-工资比。反直觉的是：2013 年劳工统计局 819 个细分行业数据，即使高度加总，仍呈现基尼系数 0.45 的近似指数分布。

由此进入对皮凯蒂（Thomas Piketty，法国经济学家，《21 世纪资本论》作者）的评价。作者认可其经验工作，但指出量度上的不一致：皮凯蒂把利润定义为超过工资的价值增加值，不计土地与金融资产的资本收益，也不计被视作中间投入品的利息与租金；而他的资本存量却包含厂房、设备、土地、住宅不动产与含股票现值的净金融资产。结果是利润率被大幅拉低，并随资产市场价值剧烈波动--这正好解释了他为何在大萧条时得到上升的利润率，却在 1950 年及其后的大繁荣中得到下降的利润率。

国家也进入分配分析。社会净工资是工人所获社会支出与转移支付减去其所缴直接税的差额；1960-1987 年，它在主要经合组织成员国只占 GDP 的 3% 至 6%：英国均值 5.4%，加拿大 4.8%，德国 3.9%，澳大利亚 3.7%；作为福利国家代表的瑞士只有 1.20%，作为非福利国家代表的美国是 -0.16%。也就是说，即便在最像样的福利国家，工人也支付了他们所得到的大部分社会福利。

最后回到全局。1965-2006 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从 14.1% 升到 34.1%，进口从 14.1% 升到 29.4%，两项都高于其占世界 GDP 的比重。没有完全竞争，就没有不完全竞争，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竞争；而世界上仍有近 2 亿劳动者失业、近 9 亿劳动者陷于极端贫困，资本主义始终受真实竞争法则的束缚。

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来源于竞争本身。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伊甸园”，我们当前的状况也不是它的缺失所造成的。 — 原文,第17章

如果劳动收入服从指数分布，那么它的基尼系数便必然固定在0.5。于是，总收入分布基尼系数的提高便必然源于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增加。 — 原文,第17章

没有完全竞争，就没有不完全竞争，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竞争 — 原文,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