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抹杀两千年,是偷懒不是史识

读史须平心,制度必与人事相配合而不能用时代意见抹杀历史

钱穆写这本书有个很直白的起因。辛亥前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制度哪能脱离它当时的人事去空谈。他在序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中国偏重人文,要理解传统就不能跳过传统政治;二是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从国外搬来,也得和本国传统融合,否则就是无生命的政治。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制度套不上活的人事。他还顺着这个理往下推:我们若只重模仿别人制度、专求搬来外国现成东西,结果别人制度势必随他们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跟着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也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原文,第1章

「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原文,第1章

前言里他把讲法收得更紧。只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每次一个朝代,因为这两千年大体由这五个朝代代表。讲制度他定了四个范围:第一是政府组织,即职权分配;第二是考试和选举,即政权交给哪些人;第三是赋税制度;第四是国防与兵役。他特别点出,考试选举其实比政府组织更根本,因为政权交给谁才是第一义,政府内部职权怎么分只是第二义,只是为讲着方便才把顺序倒过来。他举杜佑《通典》说,唐人自己排典章也是先食货、次选举、再职官,可见古人本就认为选才开放比机关分职更要紧。

最要紧的是他立的七条读史方法,几乎等于全书的宪法。其一,讲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其二,制度绝不孤立,必互相配合成一套;其三,制度跟着人事随时变,有渊源有流变;其四,每项制度创立必有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其五,评判得失要听当时人的意见,他称之为历史意见;其六,要重视制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其七,政治只是全部文化的一项目,须连通文化史才看得清。这七条不是书斋清规,而是他逐朝翻案的方法底座。

这七条里,第五条是全书魂魄。他区分了两种意见:历史意见是制度实施时代人们的切身感受,比较真实客观;时代意见是后代人凭自己环境需要做的批评。他说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就像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在婴孩期让他睡,未必要不得。这套方法,正是他后来逐朝翻案的底牌,也是读者拿这书去对照任何旧制度时该带的一副眼镜。

汉代皇室与政府划开: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非皇帝一人专制

钱穆讲汉代先从政府组织入手,最要紧的是看职权怎么分。他提出两点: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职权划分。秦以后才有统一政府,而皇位世袭这事,得放回当时条件看--中国疆土大、人口多、是农业国,责望当时人就推行民选,并不可能。何况从秦汉起已推翻封建,只有皇室一家世袭,郡太守、县令都不能传子,这本身是政治制度上一项大进步,和封建时代政府家庭分不开全然不同。钱穆还替皇权世袭辩护:世界各国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不少,不能因中国不用民选、有一个世袭皇帝,就证明传统政治黑暗无理性。他甚至说,责望当时中国人早就推行近代民选,是不是可能,本身就是个问题。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原文,第2章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不讲,只讲汉代。钱穆一开头就澄清这段源流,免得人把秦的骤变和汉的建制混为一谈。

关键在皇室和政府是不是一回事。钱穆说中国人一向的意见是:两者该分开。钱穆说中国人一向的意见是:两者该分开。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象征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他举了个硬例子:汉代皇帝有六尚,五尚只管皇帝私人起居,只有尚书管文书;而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管官吏任免、祭祀农桑、章奏、法律、运输、盐铁、仓谷,几乎一切政务都汇集到相府。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宰相却有一个十三部门的办公厅。可见汉代一切实权照法理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真领袖,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个的人而不是一个个家。

选举上汉代走察举。汉武帝后规定,凡就秀才、孝廉出身的,须先入郎署当侍卫,再由政府按需量才录用。钱穆特别点出,汉代察举由地方察访、政府录用,读书人从民间进到政府,政权是向社会开放的--他称之为士人政权。经济上周代井田已废,汉代的土地政策如董仲舒限民名田是想防兼但并非成功;赋税则土地税轻、人口税重,形成让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的漏洞,这是制度跑偏处。兵役上,中央南北军由各地壮丁轮流,地方民兵由郡国自己练,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每项都有内在用意,不是随便定的。

钱穆在汉代用力最深,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这几十年来以为秦汉以来都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汉代政府有制度、有分职,皇帝并不能一人独断,相权分明、考试开放,这正是他替传统政治讨回公道的第一个重镇,也顺手破了秦汉以来皆专制这个流行误读。

唐代相权委员制:三省会议出命,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

唐代政府和汉代最大不同在相权。钱穆一句话点破:汉宰相采用领袖制,唐代宰相采用委员制。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唐代把相权分给几个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会议决定。具体说,唐代宰相有三个衙门,叫三省: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职权合起来才等于一个汉朝宰相,而监察权还不在内。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

「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原文,第3章

「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 原文,第3章

精妙在三省怎么一起干活。中书拟好命令送门下,门下若反对就涂归封还,命令等于白费。所以遇下诏敕,先由中书门下开联席会议,场所叫政事堂。凡皇帝命令,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政事堂正式通过,再送尚书省执行;没盖这个印、由皇帝直接发的,当时认为违法,下面各级机关可不认。所以刘祎之批评武则天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凤阁、鸾台就是武则天改叫的中书、门下。钱穆还补了细节:尚书仆射若不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就只管执行、不算真宰相;太宗做过尚书令,此后此衔虚悬,可见唐人眼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

钱穆也诚实,不把唐代说成完美。他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有通融性,制度常留活动余地,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皇帝随便下命令的,比如唐中宗的斜封墨敕--不敢照常程封发、改用斜封、敕字改用墨笔,表示这命令没走正规。但这种事总属胡闹,闹不大。重点是他由此推出的结论: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由皇帝专制;纵要说是专制,也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意志决定。

唐代考试进士科最盛,考诗赋,进士及第后易成大官,形成政府里的进士门第。经济上唐代租庸调制把田租、力役、杂调分开,看似理想,却架不住户籍混乱、土地兼并,后来杨炎改两税制,并拢成夏秋两征,便利了政府却加重了民间负担,钱穆认为这是制度随人事走样的典型。兵役上府兵制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后来改成募兵的彍骑,再后来藩镇兵强、中央弱,终致安史之乱后的尾大不掉,足见制度配合失当的连锁反应。

宋代最贫最弱:相权低落、台谏对立政府,制度多因循少创建

钱穆对宋代下语很重: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他的对比很鲜明--秦汉是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大变动,宋之于唐却说不上什么大变动,只是迫于时代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有变动而无创建,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这和他讲汉唐的昂扬语气全然两样,等于先给宋定调。

「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 原文,第4章

「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 原文,第4章

政府上仍从相权讲。宋代宰相官名是同平章事,副宰相是参知政事;但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把相权拆得更碎,宰相只剩民政。唐代三省权分而仍合一,宋代则进一步把兵财从相权里挖走,相权较唐低落得多。不过钱穆也指出,宋代立国本就怕军人,杯酒释兵权、重用文官,这是时代逼出来的,不能单怪它弱,更不宜倒果为因说宋代制度一无是处。

最特别的在监察。唐代台官监察政府、谏官纠绳皇帝,谏权还在宰相手里。宋代把谏垣独立,谏官不由宰相用、改由皇帝亲擢,结果谏官脱离宰相,转过头来专纠绳宰相,台谏渐渐合成与政府对立的形势。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却专以发反对言论为尽职,政府不能老不理,于是形成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清议成了政府的对头。钱穆说,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如何得施展。这其实是制度设计走向自伤效率的一例,也解释了为何宋虽文盛却政弱。

经济上宋代田赋沿用唐两税制,差役却极弊,后来王安石变法改行雇役,钱穆认为动机在裁抑兼并、救济贫弱,却因推行失当失败。兵役上宋代怕兵骄,多养兵不战、更戍法让兵不识将,虽无藩镇之祸,却养出积弱。考试上宋代进士最盛,印刷术普及让读书机会大开,那是它最可称道处--考试开放政权这点,宋比唐还更彻底,也说明钱穆并非一味贬宋,而是分制论高下。

再补一笔:钱穆评宋,始终扣着他的总方法--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无弊。宋的症结不在某个皇帝昏庸,而在相权被拆、台谏对立的结构里。这恰好印证他前言里说的第三项读史法:制度绝不孤立,必互相配合成一套;宋把相权拆碎,台谏又脱缰,整套配合就散了,弱由此生。他也点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重用文官,本是为矫唐末藩镇之弊,只是矫过了头,强干弱枝到积弱难返,可见制度改动牵一发动全身。

钱穆还顺着这股弱,点出地方行政的病灶。宋代把军权财权全收归中央,地方只派中央官「知某州事」兼管,一路更分帅、漕、宪、仓四监司叠床架屋,地方官动辄要奉承四个上司。他更有一句极持平的断语: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这恰好把宋也是专制这顶笼统帽子摘下--宋之失在结构散弱,不在皇权独吞。金兵破汴京,中央一失便全国土崩,正因地方无积蓄、无活力。钱穆借此说明:评判得失不能只盯皇权归属,还要看权力在央地间怎么摆,摆歪了,纵不专制也会垮。

明代废宰相:皇权独揽,司礼监弄权成真皇帝

钱穆说,讲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皇帝独裁,这话用来讲明清两代可以,讲汉唐宋不行。而明代之变,关键在宰相之废止。据正史,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借宰相胡惟庸造反受教训,从此废止宰相、不再设立,还立下子孙永不准再立宰相的规矩。所以明代政府没有宰相,清代也没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的一大改变,也是后人说传统政治专制的主要依据所在。

「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原文,第5章

「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原文,第5章

废相之后,朝廷设内阁,大学士作皇帝秘书,只备顾问,无直属衙门、无大权。六部尚书直隶皇帝,全国大权集于皇帝一身。钱穆点出,朱元璋虽废相,却也防太监预政,洪武十七年铸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可后人守了不准立宰相,却没守不准太监干预政事。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中间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太监转内阁,内阁有事经太监呈皇帝。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

钱穆引当时话: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这种黑暗腐败,他说历史上只有明代有。他替太祖算得明白:废相是防权臣,却没防住离皇帝更近的太监,这哪里是始料所及。太祖铸铁牌防太监,恰说明他心里清楚撤相后易生流弊,只是后人没守住另一半。

选举上明代进士科最重要,翰林院养才,非进士出身难居高位,考试更重规模。经济上明代赋税仿唐两税制,后来合并成一鞭法,把差役摊进田赋、用银缴纳,手续上化繁为简,却也加重了白银依赖。兵制上明代废府兵行卫所,寓兵于农、屯田自给,后来卫所败坏改行募兵,明末兵制全非。钱穆总评:明代制度多沿元之坏、又自废相权,把天下大权一人独揽,正是后代说传统政治专制的主要依据,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出汉唐宋分权之可贵。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明代虽废相,考试却空前兴盛,翰林院养才、非进士难居高位,政权开放的面子还在。钱穆没有因废相就全盘否定明,而是指出制度重心从相权滑向皇权、再滑向太监的连锁。这提醒我们:评判一个朝代,要看权力最终落在谁手里,而不只看它挂不挂考试的招牌。他讲明代,落点始终在权力归宿,不在门面文章。

这套权力滑落,当时人就看得很清。明亡后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直指废相之失,主张复立宰相做政府领袖;顾炎武《日知录》则重地方官,说大官多而小官少则天下乱。钱穆引这两位大史学家,正是用历史意见佐证废相使权力归宿移到皇帝。也该补一句持平话:明代虽独裁,旧传统并未全灭,遇大事仍有廷推廷议、六科给事中封驳,皇帝并非一言堂,只是制度重心已滑向皇权,离汉唐宋的分权越来越远。

清代部族政权:全无制度只有法术,寄信上谕行秘密政治

钱穆把清代看得最透,也最不留情。他先分了制度与法术:制度出之于公,法术出之于私。论汉代近制度,唐代确在创建制度,宋代多算一种法术,明代许多只能算事不算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根据明代,再加许多私心,这种私心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这句话是全书的重锤之一。

「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原文,第6章

「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原文,第6章

他提出部族政权这个概念: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如满清),背后有全个部族拥护,一切措施为私心控制。他先辨析中国传统是士人政权--政权在读书人手里,通过考试开放,汉到明皆然,社会上读书人只是一种流品而非阶级。但清代是异数:满人部族凌驾读书人,表面上仍说政权该交付读书人,底下却用一种法术把满部族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非皇帝专制。这一点是他和单纯反清排满者最大的不同:他批的是私心控制,不是族属本身。

最硬的证据在发命令的手续。清代最高命令称上谕,分明发与寄信两种。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不按程序,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人,旁人谁也不知--给江苏巡抚就只寄给巡抚,连户部大臣、兵部尚书都不能看。军机处是皇帝御用、非政府正式首长,印一盖谁也不能看。钱穆评: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相较唐代中书门下副署之公开,清制之私心一目了然。

考试上清代最像愚民政策。邹容在《革命军》里列满汉缺额,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三倍,汉郎中员外主事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考试本意开放政权,清代部族政权绝无意开放,考试只成羁縻牢笼之一术,让汉人尝点甜头、作为一种妥协。钱穆叹:试问汉唐宋明历代选举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李姓政权余沥下分杯羹?纵有宗室外戚宦官的糊涂账,那是人事腐败,非制度本身有此分别。元清部族政权下的考试,绝不该与传统考试同类相视,这是他读史方法第四条(制度须看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实战。

这股私心还一路渗到基层社会。清代各学宫立卧碑,禁生员言事、结社、刊刻,恰是近代西方争的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金圣叹就因犯禁被杀;又把关东、台湾、察绥、新疆划为禁地,将汉人隔开。钱穆评得狠: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除私心外别无含义,所以只叫法术不叫制度。从中央寄信上谕到地方卧碑禁地,他把部族政权从发令一直追到社会治理,坐实了全书最重一锤--清之失不在制度无,而在制度之心偏私。

得失在历史意见:制度有公心有私心,莫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讲完五朝,钱穆在总论里收束。他先给一句总断: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可宝贵的经验,也有很多流弊,以前不断修改,以后也仍须不断修改。这句话不是为传统政治唱赞歌,而是反对用专制黑暗四字一刀切。

「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文,第7章

他专举几条不好的趋势。第一是中央政府逐步集权的倾向:自汉迄唐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宋明清尤其逐步集权,结果地方政治一天天衰落,一直到今天成极大问题。他提醒,国家统一该争取,但如何统一而不要太偏中央集权、多注意地方政治,值得努力,还点名孙中山对县政的设想。第二是优拔知识分子、讲重刑亭、轻徭薄赋等,他点到为止,认为这是传统政治里较可取的面向。第三是制度日久生弊,即前述各项随人事走样的累积。第四是好讲仪文小节、重视官阶排列,把心力耗在排场上,也是流弊一端。

钱穆的用心很清楚:他承认有流弊,但更反对以后代时代意见抹杀前人的历史意见。制度的得与失,要放回当时人事需要、看它和其余制度怎么配合、听当时人怎么评,才判得准。汉唐宋的相权分职、考试开放,是制度;明清的废相、部族法术,是走向专制的特例,不能倒果为因说两千年一贯专制。他举的四条坏趋势,恰恰说明传统政治是会生病、也要治病的活体,不是一句死判能盖住的。

这章也把全书方法收回: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无弊,也绝不会绝对有弊无利;所谓得失,是根据当时实际利弊判定,而利弊指当时发生的实际影响。一句话--读史要平心,评判旧制要讲证据、讲语境,别拿一个帽子盖住两千年。这也是他留给读者最实在的一把尺:下次再听到专制黑暗四字,先停一下,问一句,你说的是哪朝、哪制。

钱穆还点出传统政治养出的一种社会病。考试开放政权,读书人经考试做官,聪明人都去走仕途,工商业受轻视,社会成了平铺散漫的一盘沙,少了自组织的力量;顾炎武、孙中山都曾叹中国社会无力量。他毫不护短:平等自由过了头,反而散漫没劲,这是制度与人情缠出的慢性病。正因他不替传统政治遮丑,把得与失、公与私、中央与地方、制度与社会一并摆出,读者才真能照他给的尺,自己去量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