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市场读懂，把激励读透，把失灵读细。

十大原理先立规矩：所谓成本，是你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全部

上大学最大的成本，是那份没去挣的工资

上大学四年到底花了多少钱？多数人会掏出计算器，把学费、住宿、伙食一项项加起来，得出一个数字。曼昆说这个数字基本是错的 -- 你漏掉了最大的一笔：这四年里你本来能挣到的那份工资。 这就是第 1 章要立的第一个规矩：所谓成本，不是为了得到它而付出的钱，而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全部。曼昆把这条放进十大原理的第二条，因为它决定了后面每一章的起手式。顶尖的大学运动员会提前退学去打职业联赛，不是因为他们读不起书，恰恰是因为他们读得起 -- 但他们放弃的那份合同实在太贵了。 十大原理分成四组。前四条讲人怎么决策：一，凡事都有权衡取舍，「大炮与黄油」「清洁环境与高收入」都是典型；二，成本只看被放弃的那部分；三，理性人不做全有全无的选择，只做边际上的微调 -- 一架 200 座的飞机横飞全国成本 10 万美元，看着每个座位值 500 美元，可空座的边际成本只是一罐软饮，所以航空公司愿意 300 美元把退票卖出去；四，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代价也最大。 第四条的杀伤力，曼昆用一个经典研究说透。1965 年拉尔夫·纳德出版《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国会随后立法要求新车标配安全带。直接效果毫无疑问：系了安全带的司机在车祸里更容易活下来。但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 1975 年发现，法律还悄悄改掉了司机的那本账 -- 伤亡概率下降，等于开快车的代价变小了，于是司机开得更快、更不谨慎。结果是每次车祸的死亡人数降了，车祸次数却升了，车外的行人死亡反而增加。立法本意是救人，它确实救了车里的人，代价却有一部分转嫁给了车外的人。 后六条讲人与人的交易和整体经济：贸易能让双方都变好；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好办法，因为家庭和企业分散决策时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但市场也会失灵，政府有时能改善结果；一国的生活水平几乎全部取决于它的生产率 -- 2014 年美国人均收入约 5.5 万美元，尼日利亚只有 6000 美元，差的不是勤奋，是每人每小时能产出多少；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物价就上涨，1921 年 1 月一份德国日报卖 0.3 马克，不到两年后的 1922 年 11 月，同一份报纸卖到 7000 万马克。 这一章给整本书铺了地基：先承认取舍无处不在，再承认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后面 21 章讨论的每一处「市场什么时候失灵、政府该不该出手」，判断的起点都在这一章。

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带来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 原文,第1章·约10页

当且仅当一种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行动。 — 原文,第1章·约6页

经济学家不做实验，靠的是假设简化和世界送上门的自然实验

打火机越多癌症越多？漏了吸烟这个变量

一项政府委托的调查发现：家里打火机越多的人，得癌症的概率越高。于是调查方建议对打火机征税，还要在打火机壳上印「有害健康」。这个建议听着荒唐，但它恰恰是经济学最常掉进去的那个坑。 漏掉的变量是吸烟。爱抽烟的人打火机多，真正致癌的是烟，不是打火机。同样地，看到「警察越多的城市犯罪越多」就断定警察引发了犯罪，是搞反了因果 -- 是犯罪引来了警察。曼昆把这两条写进第 2 章附录，作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第一课：看图下结论之前，先问有没有被忽略的第三个变量，以及因果箭头的方向是不是搞反了。 这一章讲的是经济学家怎么干活。第一步和物理学家没区别：观察、提理论、再观察检验。牛顿看见苹果落地提出万有引力，后来爱因斯坦发现它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成立 -- 科学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修正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家几乎做不了实验：你不能为了拿数据去操控一国的货币政策。所以经济学家只能像天文学家那样，等世界自己把实验送上门。中东战争打断原油运输、油价飞涨，对研究者就是一场现成的自然实验。 做不了实验，就靠模型。模型是刻意简化过的世界：物理学家假设大理石在真空中下落，好忽略那点微小的摩擦；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时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各生产两种产品。假设该怎么做，是这门手艺里最见功夫的部分。 接着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组区分：实证表述与规范表述。「最低工资法引起失业」是实证的，可以用数据检验；「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是规范的，里面藏着价值判断。许多争论之所以吵不出结果，是因为双方一句实证、一句规范，各说各的。 公众总觉得经济学家什么事都能吵成一团。曼昆用一份 20 项主张的调查反驳这个印象：租金上限会减少住房的数量与质量（93% 赞同）、关税与进口配额降低总体福利（93%）、浮动汇率是有效的货币制度安排（90%）、不应限制工作外包（90%）。共识远比公众想象的厚。真正的分歧通常只有两个来源 -- 科学判断不同，或者价值观不同。杜鲁门总统曾抱怨想要一个「独臂」经济学家，因为顾问们总说「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这不是经济学家滑头，是政策本身几乎都带着权衡取舍。 这一章给的是一套判别工具：分清实证与规范，警惕被忽略的变量和反向因果。后面每一章，都拿它去检验别人的结论，也检验自己的。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要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 — 原文,第2章·约47页

他想找一个'独臂'经济学家，因为当他请经济学家提出建议时，他们总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 — 原文,第2章·约46页

决定贸易的不是谁更能干，而是谁放弃得更少

Ruby 样样更强，仍得和 Frank 做买卖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牧牛人 Ruby 和种土豆的农民 Frank，两人都既爱吃牛肉也爱吃土豆。Ruby 产 1 盎司土豆要 10 分钟、1 盎司牛肉 20 分钟；Frank 慢得多，土豆 15 分钟、牛肉 60 分钟。Ruby 在两样东西上都更快。那么问题来了 -- 她还有必要跟 Frank 做买卖吗？ 有必要，而且 Frank 也能因此过得更好。关键不在谁更能干，而在谁放弃得更少。Frank 种 1 盎司土豆要放弃 1/4 盎司牛肉，Ruby 则要放弃 1/2 盎司；反过来，Ruby 养牛的机会成本是 2 盎司土豆，Frank 是 4 盎司。一个人在某样东西上机会成本低，就叫在这上面有比较优势。而机会成本互为倒数，所以谁都不可能在两样东西上同时拥有比较优势 -- 这是算术，不是运气。 曼昆让他们各自专攻：Frank 全天种土豆，产出 32 盎司；Ruby 用 6 小时养牛、2 小时种土豆，得 18 盎司牛肉加 12 盎司土豆。然后 Frank 拿 15 盎司土豆换 Ruby 的 5 盎司牛肉。结果 Frank 吃到 17 盎司土豆加 5 盎司牛肉，比自给自足时的 16 加 4 都多；Ruby 吃到 13 盎司牛肉加 27 盎司土豆，也比从前的 12 加 24 多。两个人的工时一点没变，桌上的东西却变多了 -- 这就是贸易的魔力：它不重新分配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它把蛋糕做大。 成交价也有讲究。牛肉用土豆计价，只要落在 2 到 4 盎司之间双方就都划算：低于 2，两人都想买牛肉；高于 4，两人都想卖牛肉，谁也谈不成。只有在各自的机会成本之间，买卖才成立。 换成明星也一样。网球名将塞雷娜·威廉姆斯两小时能剪完自家草坪，邻居孩子 Forrest 要花四小时。可威廉姆斯这两小时能去拍广告赚 3 万美元，Forrest 那四小时在麦当劳只能挣 50 美元。所以剪草坪该由 Forrest 干，只要工钱在 50 美元到 3 万美元之间，两个人都赚。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Emily Oster 在 2012 年把这个道理用在了自家家务上：她做什么家务都比丈夫强，但正确的分工不是让她全包，而是让每个人在最后一项工作上的效率相等。她家重新分工 18 个月后，丈夫负责的洗碗机「简直成了艺术品」。 放到国家层面，这条原理就是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的核心理由。曼昆也坦白：贸易确实会让一国内部某些人受损，比如进口竞争行业的工人。但贸易不是战争，不是你赢我输，而是让所有参与方的蛋糕都变大。这一章立起来的比较优势，会成为后面第 9 章讨论关税与贸易政策时的地基。

如果购买一件东西所付出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所付出的代价小，就永远不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准则。 — 原文,第3章·约57页

贸易使所有国家都可以实现更大的繁荣。 — 原文,第3章·约60页

价格不是谁定的，是过剩压下去、短缺抬上来逼出来的

寒流扫了佛州，全国超市的橙汁都贵了

寒流袭击佛罗里达，全国超市的橙汁都涨了价；新英格兰天气转暖，加勒比海的旅馆房间反而便宜了；中东一打仗，汽油涨价，二手车市场里那些耗油的凯迪拉克却跌了。三件事八竿子打不着，背后的机制却是同一个。 曼昆用它开篇：想弄清任何一件事对价格的影响，先问它动的是供给还是需求。橙汁涨价是寒流冻死了橙子树，供给在收缩；旅馆降价是需求在退潮；至于凯迪拉克，汽油变贵让开大车的成本上升，人们转去买省油的小车，需求曲线左移了。 这一章反复强调初学者的头号陷阱：要分清「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只有价格变了，才表现为沿着同一条曲线上下移动；收入、相关品价格、偏好、预期、买者人数这些不在坐标轴上的东西变了，整条曲线才会平移。曼昆为此专门在上一章附录里铺了图形基础。 接着是全书最核心的那个词：均衡。用冰淇淋市场举例，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交于价格 2 美元、数量 7 个。此时买者买到了想买的，卖者卖掉了想卖的，谁都没有改变价格的理由。若市价被推到 2.5 美元，卖者愿意做 10 个，买者只要 4 个，出现过剩，卖者只好降价；若压到 1.5 美元，买者要 10 个、卖者只做 4 个，出现短缺，买者排队、卖者抬价。无论从哪一头出发，市场都会自己走回那个交叉点 -- 过剩和短缺只是路上的颠簸，不是常态。 分析任何变动，曼昆给了一套三步法：先判定哪条曲线在动，再判定朝哪个方向，最后用供求图比较新旧均衡。某年夏天特别热，需求右移，均衡价从 2 美元涨到 2.5 美元、销量从 7 个升到 10 个；另一年台风推高糖价，供给左移，价格同样涨到 2.5 美元，销量却掉到 4 个。两件事同时发生，价格一定涨，但数量往哪走就不好说了。 这章还顺手破掉一个常见直觉：灾难时涨价该不该禁止？康涅狄格州议会讨论过这样一部法案，2012 年 IGM 经济学家小组调查的结果是 77% 反对禁止。理由是，灾时价格飙升正是短缺在喊话，它把货引到最需要的地方；把价格限住，喊话被消音，换来的就是排长队和凭关系配给。 所以价格不是谁坐在办公室里定的。海滩边的地归谁？谁出得起归谁。谁来当农民？没有计划机构安排，是食物价格和农业工资在悄悄调节。曼昆说：如果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市场经济，那价格制度就是它手里的指挥棒。这一章把第 1 章那句「看不见的手」落到了一个可以画出来的机制上，后面所有章节都是在给这根指挥棒找边界。

价格制度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用来指挥经济交响乐队的指挥棒。 — 原文,第4章·约87页

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会自发调整，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 — 原文,第4章·约91页

丰收对农民可能是坏消息：需求缺弹性时，增产反而减少总收入

杂交小麦增产两成，农民收入反而掉三成

你是堪萨斯州种小麦的农民，全部收入来自卖麦。你日复一日研究天气、土壤和虫害，就盼着多打点粮。某天，堪萨斯州立大学宣布培育出一种新杂交品种，能让每英亩增产 20%。你该高兴吗？ 曼昆说，先别急着高兴。用第 4 章的三步法推一遍：新品种让供给曲线右移，需求不动，于是销量从 100 蒲式耳升到 110，价格却从 3 美元跌到 2 美元。你的总收入从 300 美元变成 220 美元。技术送来了一场大丰收，你的收入反而少了四分之一。 问题出在小麦是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 -- 价格跌掉三分之一，买的人只多买一成。这就是第 5 章要补上的那一课：光知道「价格涨了买的人会少」只答对了一半，还得知道少多少。这个「多少」就是弹性。汽油涨价 10%，一年后消费只减约 2.5%，五年后减约 6% -- 一半来自少开车，一半来自换节油车。方向人人都猜得到，幅度只有弹性算得出来。 弹性由四件事决定：有没有相近的替代品、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市场边界划得宽还是窄、以及时间跨度。现实里的需求价格弹性差距悬殊：鸡蛋 0.1、医疗 0.2、香烟 0.4、住房 0.7，而牛肉 1.6、餐馆用餐 2.3、某种山民私酿威士忌高达 4.4。 有了弹性，就能推出那条最实用的规律：需求缺乏弹性时，提价能增加总收入；富有弹性时，提价反而减收。曼昆用这把钥匙一口气开了三把锁。 第一把是石油。1973-1974 年 OPEC 减产，油价涨了 50% 以上，1979-1981 年又几乎翻番，因为短期里供给和需求都缺乏弹性，小幅减产就能换到大涨价。可到了 1982-1985 年，油价每年跌 10%，1986 年一年暴跌 45%，1990 年回到 1970 年的水平 -- 长期里非 OPEC 国家扩了产，消费者换了节油车，两边的弹性都变大了，同样的减产只换来一点点涨价。短期提价容易，长期维持则难。 第二把是禁毒。打击贩毒让供给曲线左移，毒品使用量确实下降了。但吸毒者的需求极度缺乏弹性，价格涨的幅度远超数量降的幅度，瘾君子为毒品掏的钱反而更多 -- 本就靠盗窃维生的人，只能更频繁地下手。所以禁毒可能减少吸毒，却同时增加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相比之下，禁毒教育压的是需求，价格和数量一起降，总支出跟着降，犯罪也会跟着降。 第三把是历史：1950 年美国有 1000 万人务农、占劳动力 17%，如今不到 300 万、占 2%，而农场的产出是 1950 年的五倍左右。技术把大多数农民变成了「多余的人」，却让每一个吃饭的人享受了低价。 这一章给全书加了一件最趁手的工具：它把「往哪个方向变」升级成「变多少、谁承担」。后面讲税收归宿、讲政策代价，靠的都是它。

当需求缺乏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同方向变动；当需求富有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反方向变动。 — 原文,第5章·约105页

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甚至连一只鹦鹉都可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 原文,第5章·约113页

价格管制压不住市场，只会把排队和配不配得到变成新规则

两美元的冰淇淋，排队的队伍比短缺更长

1973 年，OPEC 抬高了世界原油价格。原油是炼汽油的主要原料，汽油的供给随之收缩，按理说油价该涨。但当时美国对汽油实行价格管制，价格被钉在上限之下动不了。结果不是「油价便宜了」，而是加油站前排起了几小时的长队 -- 大多数人把账算在 OPEC 头上，经济学家却把账算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上。 这一章讲的正是：当政府伸手按住价格，市场会换一种方式报复。 先看价格上限，也就是法律规定的最高价。冰淇淋市场均衡价 3 美元，政府规定不得超过 2 美元。在这个价位上，买者想要 125 个，卖者只愿意做 75 个，缺口 50 个。价格不再承担配给的任务，于是排起了队，卖者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决定卖给谁 -- 给亲友、给同乡，甚至暗中收取贿赂。这样配给既不公平（未必给了最需要的人），也无效率（未必给了估价最高的人）。 放到长期更糟。纽约和旧金山的租金管制是最好的例子：短期里公寓的供给和需求都缺乏弹性，管制只是压低了租金，看起来问题不大；但年复一年，房东既不建新房也不修缮旧房，低租金又吸引更多人搬进城，供给大减、需求大增，短缺越积越深。一位经济学家因此把租金管制称作「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 价格下限，也就是法定最低价，效果正好反过来。均衡价 3 美元，政府规定不得低于 4 美元，卖者愿意做 120 个，买者只要 80 个，过剩 40 个。最典型的价格下限是最低工资：美国 1938 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首次设立，2015 年联邦标准是每小时 7.25 美元。它只在高于均衡工资时才真正起作用，而受冲击最大的是技能最低、经验最少的青少年 -- 代表性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每上升 10%，青少年就业减少 1% 到 3%。有意思的是，法国的平均收入比美国低 30%，最低工资却比美国高出 30% 以上。 这一章的另一半，是全书最实用的一条：税负落在谁头上，跟法律写谁交几乎无关。对买者征税和对卖者征税，经济效果完全一样 -- 向冰淇淋征 0.5 美元的税，无论法定向哪一边收，都会在买卖双方之间打进同样的楔子，均衡数量都从 100 降到 90，买者付 3.3 美元、卖者得 2.8 美元，各担一半。真正决定分配的是弹性：弹性小的一方退不出去，只能多扛。所以工薪税（FICA）虽然法律规定劳资各付一半，实际大部分落在了工人身上；1990 年国会开征奢侈品税，本意是向买游艇的富人多收钱，可游艇的需求极富弹性（富翁大可改买大房子或去欧洲度假），供给却缺乏弹性（船厂难转产、工人不愿改行），结果税负主要落到了造游艇的中产企业和工人头上 -- 国会不得不在 1993 年废除了大部分这类税。 这一章给全书添了同一把尺子的另一面：第 4 章说价格由供求决定，这一章说，谁想用法律绕开这个决定，代价就会换个地方冒出来。

一位经济学家称租金控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 — 原文,第6章·约117页

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因为市场的这一方较难通过改变购买量或销售量来对税收做出反应。 — 原文,第6章·约128页

没人统筹，自利的买卖照样把总剩余做到了最大

猫王专辑拍到 80 块，买的人赚了 20

一张猫王的首张专辑要拍卖，四个粉丝参与，各自的支付意愿是 100、80、70、50 美元。从 10 美元起拍，价格一路往上，报到 80 美元时其余三人退出，愿意出 100 美元的那位以 80 美元拿走了唱片。他心里觉得值 100，实际只付了 80 -- 这 20 美元的差额，就是消费者剩余。 曼昆用它给「效率」这个抽象词装上了刻度。买者愿意付的减去实际付的，是消费者剩余；卖者实际得到的减去他的成本，是生产者剩余。换个场景：你要给房子刷漆，四个油漆工竞价，成本分别是 900、800、600、500 美元，价一路往下，报到 600 美元时只剩成本 500 美元的那位，他拿到 100 美元的生产者剩余。 两者相加就是总剩余。而总剩余可以写成一句极简洁的话：买者的评价减去卖者的成本。 接下来是全书最关键的一次证明。假设有一个无所不知、一心为公的社会计划者，她要让社会总剩余最大，会选哪个产量？曼昆推给你看：产量低于均衡时，边际买者的评价高于边际卖者的成本，多生产一单位就能增加总剩余；产量高于均衡时，反过来。所以总剩余最大的那一点，恰好就是自由市场的均衡点。 换句话说，一个全知的独裁者，最多也只能做到市场自己做到的事。成千上万各怀私心的买者卖者，谁也没想过社会总剩余，却在价格的牵引下把这块蛋糕做到了最大 -- 这就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被正式证明的样子。 这一章也顺手演示了这套工具怎么用。人体器官是个刺眼的例子：现行法律禁止出售器官，等于设了一个零价格上限，于是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肾脏的过程中死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允许自由交易能消除这个短缺；批评者担心的则是公平 -- 器官会不会只流向富人？ 旧金山的停车实验演示了它的日常版本。这座城市在拥堵地段提价、空闲地段降价，最贵的车位涨到每小时 4.5 美元甚至 6 美元，Embarcadero 附近一条街从 3.5 美元提到 4.5 美元后，正午的占位率从 98% 降到 86% -- 不是车变少了，是「找不到车位」这件事的价格终于被标了出来。理论基础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Donald Shoup 在 2005 年出版的《免费停车成本高昂》。 但这一章的末尾也是全书的转折点。曼昆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挂出警告：市场有效依赖两个前提 -- 完全竞争，以及买卖双方的决策不影响旁观者。一旦有人能单方面定价，或者有人把成本甩给不相干的人，均衡就不再有效率。从第 10 章开始，全书就沿着这两条裂缝往下挖。

总剩余=买者的评价-卖者的成本 — 原文,第7章·约152页

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可以最大化买者和卖者得到的总利益。 — 原文,第7章·约141页

税收的代价不是交上去的那笔钱，是那些没做成的买卖

一张餐巾上的曲线，改了一个国家的税率

Mike 每周给 Mei 打扫一次房间，收 100 美元。Mike 的时间机会成本是 80 美元，Mei 觉得这活值 120 美元。两个人各赚 20 美元，合起来 40 美元的好处 -- 这是一笔再典型不过的互利交易。 现在政府要向这项服务征 50 美元的税。结果不是「政府收走 50 美元、两人少赚一点」，而是这笔交易直接消失了。算一下就明白：Mei 最多愿意付 120 美元，可 Mike 拿到手只剩 70 美元，还不够他的 80 美元成本；要让 Mike 拿到 80 美元，Mei 就得付 130 美元，又超过她 120 的评价。没有任何一个价格能让双方同时接受。Mei 失去了本来能得的 20 美元，Mike 也失去了 20 美元，而政府一分钱也没收到。 这 40 美元就是无谓损失 -- 它没有被任何人拿走，它消失了。税收的代价，不在于收上去的那笔钱，而在于那些因为税而没做成的买卖。 曼昆接着给出两条推论。第一，无谓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弹性：供给和需求越富有弹性，人们的行为调整越大，市场规模缩得越多，那个三角形就越大。第二，也是更要命的一条，无谓损失增长得比税收本身快得多。它是个三角形，面积等于二分之一底乘高，所以税收翻一番，损失变成四倍；税收涨到三倍，损失变成九倍。 由此引出经济学里最著名的一张图。1974 年，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一家餐馆和几位记者、政客吃饭，他随手拿餐巾画了一条曲线：税率是零时政府收不到钱，税率是百分之百同样收不到钱，因为没人愿意干活 -- 两头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收入最高的点。拉弗认为美国当时已经处在曲线向下倾斜的那一边，降税率反而能增收。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里根信了：他常讲自己二战时在军队拍电影的经历，当时的战时附加所得税高达 90%，拍完四部就触到最高档，于是大家干脆停工去乡下度假。里根 1980 年的竞选把减税写进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历史对它的评价至今不一，一个相对稳妥的中间立场是：全面降税通常会减少收入，但针对最高边际税率那一档减税，有时确实能增加收入 -- 20 世纪 80 年代初瑞典一般工人的边际税率约 80%，那里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 全书最诚实的一段也随之而来。普通美国工人面对的劳动边际税率大约是 40%，这笔税的无谓损失到底有多大，经济学家至今没有共识 -- 分歧全在劳动供给弹性上。一方认为劳动供给相当缺乏弹性，多数人无论工资多少都全职工作，所以损失小；另一方则数出了一长串可调整的地方：加班时长、家庭第二收入者要不要出去工作、老人什么时候退休，甚至有人干脆转向地下经济。这两派的争论，正是「政府该多提供服务还是该减税」那场大辩论的底层分歧。 这一章把第 7 章那把尺子变成了量代价的工具：从此以后，衡量一项政策好不好，不只看它收上来多少、发出去多少，还要看它让多少互利交易胎死腹中。

税收给买者和卖者带来的成本超过了政府所筹集到的收入。 — 原文,第8章·约163页

无谓损失：市场扭曲（例如税收）引起的总剩余减少。 — 原文,第8章·约167页

关税救了国内生产者，却让整个国家净亏掉一块

马克杯上的中国制造，让 6.8 亿人脱贫

你手上的马克杯底下印着「中国制造」。这四个字背后是一串数字：自 1990 年以来，全球大约有十亿人摆脱了贫困，每年脱贫的人数约七千万，相当于一个土耳其或泰国的人口。而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 6.8 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曼昆在新闻摘录里引 Arthur C. Brooks 的话点破因果：不是靠跨国巨头的技术合作，也不是靠贷款，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开始造东西、装船、运到美国来卖。 这一章用第 7 章的剩余工具，把第 3 章的比较优势重新算了一遍。曼昆照例搬出一个假想国 Isoland。这个国家原本禁止纺织品进出口，换了主张变革的新总统后，经济学家小组被问了三个问题：开放后价格和销量怎么变？谁受益谁受损？该不该征关税？ 答案取决于一件事：把没有贸易时的国内价格，拿去和世界价格比。国内价低，说明这个国家生产它的机会成本低，也就是有比较优势，开放后它会成为出口国，国内价格升到世界价格，生产者多得一块，消费者少掉一块，净增的仍是正的。国内价高则反过来，成为进口国，消费者多得、生产者少掉，净增的同样还是正的。 于是得到那个核心结论：无论出口还是进口，自由贸易都让一国的总剩余增加。但曼昆紧接着补了一句容易被漏掉的话 -- 第 1 章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只有在赢家真的补偿输家时才严格成立。现实中补偿很少发生，而受损的一方往往组织得更好、更有动力去游说关税和配额。 关税的账很好算：它把国内价格抬到世界价格加关税，进口减少，市场朝无贸易时的状态倒退，净损失就是那两块凭空蒸发的三角形。进口配额的效果差不多，差别只在于关税好歹给政府带来收入，而配额把这块利润送给了许可证持有者。书里点出一个更糟的情形：如果美国施压让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许可证被分给日本企业，利润就归了外国人 -- 这比征关税更损害美国自己的福利。 至于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曼昆逐一拆了一遍：保就业论忘了贸易也在创造岗位；国家安全论很容易被具体产业拿来当挡箭牌；幼稚产业论难在识别，何况真正有前途的新企业本就该能承受暂时的亏损；不公平竞争论忽略了一点 -- 如果别国补贴本国出口，受益的反而是进口国的消费者；把关税当谈判筹码，则可能谈崩，反伤自己。 历史数据站在自由贸易这边：二战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把成员国的平均关税从约 40% 降到约 5%；1995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到 2015 年已有 162 个成员，覆盖世界贸易总量的 97% 以上。有意思的是，2015 年的一项民调里，只有 29% 的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对自己有利，34% 认为有害 -- 而经济学家对同类问题的共识度超过 90%。 这一章给全书主线补上了第一块实证：把第 7 章那把尺子放到国境线上量，自由贸易同样是让蛋糕变大的那件事，而关税与配额就是那些让蛋糕缩回去的手。

从赢家收益超过了输家损失的意义上说，贸易使一国的经济福利增加了。 — 原文,第9章·约182页

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 原文,第9章·约182页

污染要不要管，不取决于有没有害，而取决于减到最后一份值不值

养蜂人和果园主，自己就把补贴谈妥了

为什么铝厂每多生产一吨铝，我们呼吸的空气就跟着脏一分？曼昆在第十章用一个看似矛盾的画面开场：铝厂排放烟尘，损害附近居民的健康。从社会角度看，多生产一吨铝的代价，绝不只是工厂的电费和人工，还得算上邻居们被迫吸入的污浊空气。可市场之所以失灵，恰恰因为铝厂定价时只盯着自己的私人成本，把外部代价甩给了毫不相干的旁人。 这就引出了外部性的核心：当一笔交易间接影响了第三方，而买者和卖者都不必为此付费或收费时，资源配置就会偏离社会最优。负外部性让市场产量高于社会合意水平，正外部性则让它低于合意水平。曼昆用铝市场把负外部性讲透：社会成本曲线位于供给曲线之上，两者之差就是污染带来的外部成本。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会选择需求曲线与社会成本曲线交点处的产量，那才是真正的最优量 Q最优；而自由市场的均衡量 Q市场 比它大。要让市场自动收敛到最优量，办法是对每吨铝征税，使供给曲线恰好抬升到与社会成本曲线重合--这叫外部性内在化。 反过来，教育是正外部性的典型。受教育者自己拿到高工资，这是私人收益；但他还顺带成了更理性的选民、降低了社会犯罪率、加速了技术扩散，这些好处外人白捡，他自己却拿不到钱。所以私人市场会少培养人才。政府的解法不是征税而是补贴：公立学校、助学金，本质都是把正外部性内在化。 那么政府该用管制还是用税？曼昆明显偏爱矫正税，也叫庇古税，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1877-1959）命名。书里有个对比：造纸厂和钢铁厂每年各往河里倒 500 吨废物。管制命令每家减到 300 吨，看似公平实则低效，因为两厂减排成本不同。改成每吨征 5 万美元税，减排成本低的那家会大幅多减、少交税，成本高的那家宁可多交税也少减，结果以最低总成本达到同样的污染削减。更妙的是，矫正税不像普通税那样制造无谓损失，反而纠正了市场失灵、提高了效率，还增加了财政收入。2007 年《经济文献杂志》一篇研究算过账：2005 年每加仑汽油的最优矫正税是 2.28 美元，按通胀调到 2015 年相当于 2.78 美元，可美国当年实际只征 50 美分--汽油税其实是拥堵、事故、污染三种负外部性的综合矫正税。 除了税，还有可交易污染许可证。1990 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要求发电站大幅削减二氧化硫（造成酸雨的元凶），同时允许工厂交易排放许可证。减排成本低的厂卖出、成本高的厂买入，最终配置与用税定价殊途同归。当监管者摸不准污染需求曲线、定不准税率时，直接拍卖固定数量的许可证反而更稳。 最精彩的是科斯定理。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只要各方能无成本地谈判，私人市场自己就能把外部性摆平，且结果与最初权利归谁无关。书里那条爱叫的狗 Spot 说清了这点：Dick 养狗收益 500 美元，邻居 Jane 承受狂吠成本 800 美元，Jane 出 600 美元让 Dick 放弃养狗，双方都更好；若 Dick 收益涨到 1000 美元、Jane 只肯出 800，Dick 继续养狗，而这本身也是有效率的结果。权利在谁手里，只决定谁给谁钱，不改变效率。但曼昆马上泼冷水：现实里交易成本（请翻译、请律师）、谈判破裂、受害者人数过多，常让私人协商失效--污染湖边的渔民成千上万，根本没法坐下来谈。这时代表集体行动的政府才该出场。 这一章摆在全书的位置很清晰：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三处伤口之一（另外两处是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它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手强大却非万能；当交易波及第三方时，无论是用税、许可证，还是明晰产权让私人去谈，目的都是把外部性内在化，让市场力量重新高效运转。

看不见的手是强大的，但不是万能的。 — 原文,第10章·约218页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 — 原文,第10章·约214页

矫正税和污染许可证都是通过使企业必须为其污染付出代价而把污染的外部性内在化的。 — 原文,第10章·约211-212页

公地悲剧的病根是产权没定清楚，不是人太贪

大象濒危，奶牛却安然无恙

为什么欧洲人刚踏上北美时满地奔跑的六千万头野牛，到 1900 年政府出手前只剩约 400 头，而同样被人类大量宰杀的奶牛却从未有人担心绝种？这个答案，藏着第十一章理解公共物品与公共资源的全部钥匙。 曼昆先把物品按两个维度分类：能不能阻止别人使用，叫排他性；一个人用了会不会减少别人用，叫消费中的竞争性。冰淇淋蛋卷两者都有，是私人物品；龙卷风警报器、国防两者皆无，是公共物品；海洋里的鱼有竞争性却没排他性，是公共资源；消防、有线电视有排他性没竞争性，叫俱乐部物品。市场最擅长配置私人物品，其余三类都会失灵。 公共物品的麻烦在于搭便车。书里那个 7 月 4 日烟火的例子特别生动：小镇 500 个居民，每人看烟火愿意出 10 美元，总收益 5000 美元，办一场却只要 1000 美元，明明划算。可企业家 Ella 一卖票就傻眼--烟火谁都能免费看，人人都想白嫖。这种不买票也享用的搭便车者，让私人市场根本无力供给。最后镇政府每人征 2 美元税、雇 Ella 表演，每人净赚 8 美元（10 减 2），市场失灵被公共提供化解。国防、基础研究、反贫困，逻辑都一样：没有排他性，私人就不愿掏钱，只能政府上。 公共资源走另一条岔路：它有竞争性却无排他性，于是被过度使用，这就是公地悲剧。设想中世纪小镇以养羊为生，镇公地人人可放羊。起初地广羊少没问题；人口和羊群一多，草地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寸草不生，羊毛业随之垮掉，许多家庭断了生计。根子在激励错位：每家只养自己一小群，却让所有人在更差的草地上买单--典型的负外部性。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点破：大家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解法是管制羊群数量、对羊征税，或把土地分给家庭私有化（17 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就是这么干的）。 最戳破直觉的是野生动物案例。非洲大象因偷猎象牙濒临困境，可奶牛作为重要食物来源繁衍得挺好。差别就在产权：大象是公共资源，自由漫步、不属于任何人，每个偷猎者都狠命猎杀、极少有维护种群的激励；奶牛在私人牧场，牧场主为自身利益尽力保住牛群。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禁猎无效、冲突加剧；博茨瓦纳、马拉维、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允许人们捕杀自有大象后，私有化反而让数量回升。连一条生命值多少钱这种难题，曼昆也用成本收益分析拆解：小镇路口装红绿灯花 1 万美元，致命风险从 1.6% 降到 1.1%，经济学家按人们自愿冒风险索取的补偿估算，一条命约值 1000 万美元，风险降 0.5% 的预期收益是 5 万美元，大于成本，该装。 拥堵也是公共资源问题。华盛顿州 167 号公路开拥堵定价车道，运行首月最高收费（5 月 21 日周三晚）达 5.75 美元，却为司机省下 27 分钟--收费把拥堵的外部性内在化了。 这一章和上一章共享一个主题，正好串起全书主线：市场失灵的根源，往往是产权没立好。清洁空气没人能因它被污染而收费，国防没人能因提供保卫而收费，于是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公共资源被过度榨取。政府可以帮着界定产权（如卖污染许可证）、管制私人行为（如限捕猎季），或直接供货（如国防）。把产权这张网补上，市场力量才能重新高效运转。

原因是大象是公共资源，而奶牛是私人物品。大象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而不属于任何人。 — 原文,第11章·约238页

大家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 — 原文,第11章·约232页

原因是大象是公共资源，而奶牛是私人物品。大象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而不属于任何人。 — 原文,第11章·约238页

税写在谁头上没用，负担只会落在跑不掉的那一边

公司所得税，最后落在了工人头上

为什么一张写着「公司所得税」的税单，最后真正疼的却是汽车厂流水线上领工资的工人？第十二章要拆穿的，正是「税单上写谁的名字，谁就付钱」这个人人都信、却常常错的错觉。 税制有两大目标：效率与平等。效率要求把两类额外成本压到最低--一是税收扭曲人们决策带来的无谓损失，二是纳税人填表、请律师、雇会计师遵从税法产生的管理负担。曼昆用一个比萨饼例子把无谓损失讲得清清楚楚：Jake 对比萨评价 8 美元，Jane 评价 6 美元，无税时 5 美元一块两人都买，总剩余 4 美元。征 2 美元税后价格涨到 7 美元，Jake 还买（剩 1 美元），Jane 不买了。政府从 Jake 收 2 美元，总剩余从 4 跌到 1，无谓损失 1 美元。关键启示：损失不来自照常纳税的 Jake，而来自被迫改变行为的 Jane。 决定无谓损失大小的是边际税率，不是平均税率。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多干一小时被政府拿走多少，由边际税率决定。定额税--每人无论收入行为都交同样数额--边际税率为零，不扭曲激励、管理负担最小，是「最有效率的税」。书里算过：每人征 4000 美元，收入 2 万者平均税率 20%，收入 4 万者仅 10%，但两人边际税率都是 0。可惜定额税穷富同额，被认为不公平，现实中极少采用--效率只是税制一个目标，平等同样要紧。 平等有两条原则。受益原则主张按从政府服务得的收益纳税，比如多用路者多交汽油税；支付能力原则主张按承受负担的能力纳税，引申出纵向平等（富人多纳）和横向平等（相似者同纳）。但曼昆坦言，哪种税制最公平没有标准答案，「平等和美丽一样，是情人眼里出西施」。2011 年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也印证了累进性：最穷五分之一家庭把收入 1.9% 用于纳税，最富五分之一为 23.4%，最高 1% 高达 29%，2013 年后更升到 33.3%。 真正颠覆常识的是税收归宿。书里警告一种叫「粘蝇纸理论」的危险错觉：以为税负像苍蝇粘在收税处，落在谁名下就由谁承担。可税收会改变供求和均衡价格，负担会转嫁。对昂贵皮衣征税，买者能轻易换别的奢侈品，最后落在皮衣生产者（多为非富人）身上。公司所得税更典型：选民以为由非人格化的公司埋单，但「个人支付所有税收」。美国政府提高汽车公司所得税后，股东起初利润受损，长期却减少投资建新厂，汽车供给减少，结果车价上升、工人工资下降--大部分负担最终由顾客和工人，往往并非富人，扛了下来。 这一章在全书的位置，是给「政府改善市场失灵」那扇门配上一把尺子。从第十章起我们知道，外部性、公共物品这些失灵要靠政府征税、补贴、供货来补；但税怎么收，本身又制造效率与平等的权衡。懂了无谓损失、边际税率和税收归宿，才能看穿那些看似替穷人出气、实则误伤工人的政策，让政府干预真正划算而不跑偏。

定额税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税。因为一个人的决策并不改变应纳税额,税收也没有扭曲激励，因此不会引起无谓损失。 — 原文,第12章·约249页

税收归宿 -- 对于谁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 -- 是评价税收平等性的核心问题。 — 原文,第12章·约252页

定额税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税。因为一个人的决策并不改变应纳税额,税收也没有扭曲激励，因此不会引起无谓损失。 — 原文,第12章·约249页

会计说赚钱，经济学说亏损：差的是你放弃掉的那份收入

糕点厂老板的会计说赚了，经济学家说亏了

为什么糕点厂老板娘 Caroline 的会计笑盈盈说今年赚了钱，隔壁的经济学家却摇头说：你其实亏了？第十三章要掰开的，正是这两种「利润」之间那道容易被忽略的缝。 成本的本质是机会成本。曼昆从 Caroline 的糕点厂讲起：买面粉花 1000 美元，这是显性成本，钱真金白银流出去了；可 Caroline 本来是个电脑程序员，每小时能赚 100 美元，她守在烤箱前每小时就放弃了 100 美元收入，这叫隐性成本，没付出现金却也是真成本。更隐蔽的是资本：她用 30 万美元积蓄买下工厂，若存银行年利率 5%，每年稳拿 1.5 万利息，这 1.5 万同样是隐性机会成本。会计师只记现金流，经济学家两项都算。差别一下子显形：如果程序员时薪从 100 涨到 500，她就会关厂去写代码--放弃的收入变了，经营决策就变了，而会计账本上看不出这根导火索。 于是有了两种利润。会计利润等于总收益减显性成本，经济利润等于总收益减（显性加隐性）总成本。因为会计师漏算了隐性成本，会计利润通常大于经济利润。而真正驱动企业去留的，是经济利润：为正，企业继续干，因为它弥补了全部机会成本还留有余地；为负（经济亏损），所有者迟早关门退出。理解企业行为，得死盯经济利润。 接着看生产如何变成成本。短期工厂规模固定，Caroline 只能靠加人增产。书里表 13-1 的数字很说明问题：0 个工人产 0 块；1 人产 50；2 人产 90（第二人边际产量 40）；3 人产 120（第三人边际 30）；4 人产 140（第四人边际 20）。边际产量随工人增多而递减--起初人少好用设备，后来不得不共用、在拥挤里互相妨碍。生产函数因此越来越平，对应总成本曲线越来越陡：产量越高，多烤一块糕点要添的工人越多，成本涨得越快。 邻居 Conrad 的咖啡店把成本拆得更细。固定成本每小时 3 美元（租金、簿记员），不随产量变；可变成本随杯数走（1 杯 0.3 美元，2 杯 0.8 美元）。平均总成本等于总成本除以产量，呈 U 形：产量低时固定成本摊在少数杯子上、平均很高；到每小时 5-6 杯，平均总成本降到最低 1.3 美元一杯，这叫有效规模；再往上，边际产量递减推高可变成本，平均又抬头。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在平均最低点相交--就像你的下一门课成绩低于平均绩点，平均就被拉低，高于则拉高，数学关系一模一样。 长期看，工厂规模本身可变。以福特汽车为例：短期想把日产从 1000 辆提到 1200 辆，只能在现有中型厂多雇人，因边际产量递减，每辆车平均总成本从 1 万升到 1.2 万美元；长期扩建新厂、扩规模，平均总成本又能回到 1 万美元。长期平均总成本曲线更平坦、呈 U 形：产量低时有规模经济（工人专业化），中等时规模收益不变，过高时规模不经济（协调变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见识过专业化威力：针厂分工后，每个工人一天能产成千上万枚针；若各自单干，每天每人怕是一枚针都难造出，更别提二十枚。 这一章在全书的位置，是给后面所有企业行为打地基。前面我们谈市场如何靠供给需求高效配置资源，而供给曲线背后就是企业的成本。看懂显性隐性成本之差、边际产量递减如何撑起 U 形成本曲线，下一章才能理解竞争企业怎么定产量、又在何时--当市场出现势力、信息不对称这些失灵时--偏离那个最优解。成本是理解整部微观机器的齿轮。

由于会计师忽略了隐性成本,所以会计利润通常大于经济利润。 — 原文,第13章·约263页

经济利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企业供给物品与服务的动机所在。 — 原文,第13章·约264页

由于会计师忽略了隐性成本,所以会计利润通常大于经济利润。 — 原文,第13章·约263页

沉没成本不该进决策：餐馆冷清还开着，是因为租金已经收不回来

丢了电影票该不该再买一张

你花10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场前却把票弄丢了。要不要再掏10美元买第二张？多数人会本能地摇头：已经亏了10块，难道再亏10块？但正确答案恰恰是应该买。你看这场电影能带来的满足（你给它的评价是15美元）仍然大于再买一张票的机会成本（10美元），那丢掉的10美元是覆水难收的沉没成本，不该影响接下来这个独立决策。这个反直觉的小故事，正是理解竞争市场上企业如何行为的一把钥匙。 先看竞争企业长什么样。以教科书里的Vaca家庭牛奶场为例，牛奶的市场价格是每加仑6美元，奶场自己再怎么调整产量也改变不了这个价，它是被动接受价格的一方。于是它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等于6美元：多卖一加仑，总收益就稳稳多6美元。那它该产多少？数字例子给出答案：固定成本3美元，产量从1加仑升到5加仑时，每加仑边际收益6美元始终大于边际成本（2到5美元不等），多生产就多赚钱；可到了第6加仑，边际成本涨到7美元，超过了边际收益6美元，再多产反而减利。所以最优产量落在4到5加仑，利润最高7美元。这正应了第1章那句“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 企业把每单位带来的货币进出一比，自然收敛到利润最大的点。把不同价格下这个交点连起来，向右上倾斜的边际成本曲线就成了企业的供给曲线。 但短期里企业也可能选择根本不生产。停业规则很简单：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继续开门连可变成本都收不回来，亏得比关门更惨。为什么固定成本不用管？因为租金、设备这些短期内退不掉也收不回，已经沉没了。那个中午冷清却照常营业的餐馆，还有只在旺季开张的度假区高尔夫球场，逻辑完全相同 -- 只要少数顾客带来的收入能盖住可变成本，开门就比关门划算。长期里还有另一种决策：如果价格低于平均总成本，企业就该退出市场。 真正的魔法出现在长期。假设市场上有1000家一模一样的牛奶场，市场总供给就是1000个企业供给量之和。如果有人赚钱，新牧场主就带着牛进场，供给增加、价格回落；如果有人亏钱，就有人退出，供给减少、价格回升。进进出出直到利润为零才停。此时价格既等于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所需），又等于平均总成本（零利润所需），而只有当企业在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 -- 也就是作者说的“有效规模” -- 运营时，二者才会相等。所以长期供给曲线是等于最低平均总成本的一条水平线。也正是因此，“零利润”一点都不荒唐：前面那位投入100万美元办农场的农民，若不种地能把钱存银行年息5万、放弃年薪3万的工作，机会成本共8万；零利润均衡下他的收益必须补偿这8万，会计师不算隐性成本，只会看到8万会计利润，足够让他安心种地。当科学家宣布牛奶有神奇保健功效、需求上升时，短期价格与利润齐涨，但长期新企业涌入，价格又回到最低平均总成本，只是场上企业更多了。 这一章是全书对“市场通常有效率”最正面的一次示范。在完全竞争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等于最低平均总成本，看不见的手把资源配置到恰好有效的地方。可一旦企业不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开始拥有左右价格的力量，这副精巧机制就会失灵 -- 而这，正是第15到17章要展开的“市场势力”那处失灵的入口。

如果物品的价格低于生产的平均可变成本,那么企业就选择停止营业。 — 原文,第14章·约288页

沉没成本：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的成本。 — 原文,第14章·约289页

沉没成本：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的成本。 — 原文,第14章·约289页

垄断者没有供给曲线，它卖多少卖多贵由需求曲线的斜率说了算

同一本书，铁粉 30、路人才 5 美元

你花近100美元买了一套Windows，可把这套程序复制到另一张光盘上，成本只有几美元。为什么微软敢卖这么贵？因为它卖的不是“多一张盘”，而是一种没有相近替代品的“唯一”。这正是垄断 -- 市场势力的第一种形态，也是曼昆全书“市场失灵三入口”中的第二处。 垄断怎么来的？作者给出三道进入壁垒。其一是关键资源独占，比如小镇上只有一口井、别处取不到水，井主就垄断了水；其二是政府创造的垄断，专利给新药20年排他权、版权让小说家成为自己作品的唯一卖者，目的是用高额回报鼓励创新；其三是自然垄断，当一家企业供给整个市场的成本低于好几家分摊时（如铺管网的供水、不拥挤的桥），单家供给最划算。最经典的“关键资源”案例是南非钻石公司DeBeers，它在1888年由英国商人Cecil Rhodes创立，一度控制全球钻石产量的八成，虽不到百分之百，却足以左右世界钻石价格。 垄断企业最特别的地方，是它面对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因此边际收益永远小于价格。看水镇的数字：卖1加仑能要10美元，想卖2加仑就得把价格降到9美元，为多卖而降价，会拖累已经卖出的每一单位。于是生产第4加仑时，边际收益只有4美元，远低于7美元的价格。作者的解释很妙 -- 多卖一单位有“产量效应”（多赚）和“价格效应”（降价少赚）两股力量；竞争企业没有价格效应，所以边际收益等于价格，垄断企业被价格效应拖累，边际收益曲线落在需求曲线之下，甚至能为负。 利润最大化的算法和竞争企业一样，仍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差别只在定价：竞争企业价格等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垄断企业价格大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所以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结果就是产量低于社会有效率水平（需求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交点），二者之间那块三角形就是无谓损失。机理像税收楔子 -- 只是税收归政府，垄断利润归企业。作者特别强调：利润本身只是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支付，并非社会代价；真正的损失是过低的产量。药品市场印证了这点：抗忧郁药氟西汀（品牌名Prozac）的专利2001年到期后，化学成分相同的非专利药价格只剩品牌药的约三分之一。 那垄断有没有“好”的一面？看出版寓言Readalot。你预付200万美元稿酬拿下畅销书，印刷边际成本假设为零；市场分两类读者，10万名铁粉愿付30美元，40万名普通读者最多付5美元。单一高价定30美元，只卖出10万本、利润100万美元，40万潜在读者被拒之门外，留下200万美元无谓损失；可一旦发现两类读者分处澳大利亚与美国、难以套利，公司便对澳收30美元、对美收5美元，总利润跃升到300万美元，所有读者都拿到了书。这种“价格歧视” -- 对支付意愿不同的人收不同价 -- 在完全价格歧视下能消除无谓损失、增进总福利，只是好处全以利润形式归了生产者。现实中的儿童票、周六停留折扣、优惠券、助学金都是不完全价格歧视。 面对垄断的无效率，公共政策有四种：用反托拉斯法（1890年《谢尔曼法》、1914年《克莱顿法》，2011年还阻止了AT&T收购T-Mobile）增强竞争；管制自然垄断（若按边际成本定价企业会亏损需补贴，按平均成本定价又生无谓损失）；公有制（欧洲常见，但多数经济学家偏好私有，因为利润动机比投票更能促降本）；以及诺贝尔得主斯蒂格勒主张的“不作为” -- 他认为政治失灵往往甚于市场失灵。 这一章讲的就是“市场势力”失灵的典型。竞争市场里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好事，在垄断这里被打破了：它把产量压到社会最优之下、把价格顶到边际成本之上，造成无谓损失。第16、17章会继续看，当市场上不是一家独大、而是“许多差异企业”或“少数几家”时，市场势力又会换上怎样的面孔。

垄断企业的边际收益总是小于其物品的价格。 — 原文,第15章·约309页

价格歧视：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物品的经营做法。 — 原文,第15章·约317页

垄断企业：作为一种没有相近替代品的产品的唯一卖者的企业。 — 原文,第15章·约316页

垄断竞争的代价是过剩生产能力，换来的是货架上那些不一样的选项

禁广告的州，眼镜反而更贵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有些州禁止眼镜店打广告，有些州不禁止。按直觉，广告是要花钱的，不打广告的州眼镜应该更便宜吧？1972 年，经济学家李·本汉姆（Lee Benham）盯上了这个天然实验：同样一副眼镜，在禁止眼镜店打广告的州平均要价 33 美元，在不作限制的州只要 26 美元 -- 禁广告的州反而贵出两成以上。原因不神秘：广告让顾客能比价，也让新店有机会挤进来抢生意，价格因此被压了下来。这条反常识的证据，正是理解“垄断竞争”的绝佳引子。 垄断竞争是介于完全竞争与垄断之间的一种市场结构，它有三个特征：许多卖者、产品有差异、自由进入与退出。书、电脑游戏、餐馆、钢琴课、点心、衣服都属此类。产品差异让每家企业面对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像垄断），自由进出又让长期利润被驱向零（像竞争） -- 它把第14章的“许多企业加自由进出”和第15章的“向下需求曲线”缝合在了一起。 短期里，垄断竞争企业完全像垄断者：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定产，再用需求曲线定价，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但自由进出会修正结果：盈利吸引新企业进入，原有企业需求左移、利润下降；亏损迫使企业退出，留存者需求右移、亏损减少。直到零利润时，需求曲线与平均总成本曲线相切 -- 两线接触而不相交，切点恰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对应的产量上。这就和垄断分了家：垄断没有相近替代品，长期仍可稳坐正利润；垄断竞争因自由进出，经济利润被碾成零。 与完全竞争比，垄断竞争有两个毛病。一是“过剩生产能力”：完全竞争企业在平均总成本最低的有效规模上生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垄断竞争企业却在平均总成本向右下倾斜那段生产，产量小于有效规模，本可增产降本却宁肯闲置，因为要多卖就得降价。二是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作者打了个俏皮比方：完全竞争企业对多一位顾客“无所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多卖一单位利润为零），垄断竞争企业却“渴望”多一位顾客（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多卖就多赚），甚至会“给买家寄圣诞贺卡”。这类无效率来自价格加成导致的标准无谓损失；另外企业数量也可能偏多或偏少 -- 新企业进来既给消费者带来“产品多样化”的正外部性，又对原有企业造成“抢走业务”的负外部性，哪种更大决定社会最优的企业数。正因无效率模糊难衡量，公共政策通常听之任之。 广告与品牌是垄断竞争绕不开的话题，两边都能说通。批评者说广告制造本不存在的欲望、夸大差异、抑制竞争；辩护者说广告传递价格与新品信息、帮新企业进入、增强竞争。Benham的眼镜数据最有力：禁止广告的州一副眼镜均价33美元（约合2015年的256美元），不限制广告的州只要26美元（约合2015年的202美元），广告让均价下降两成以上 -- 与“广告抬高价格”的直觉恰恰相反，它促进了竞争。关于品牌，作者用早餐麦片讲“广告即质量信号”：通用磨坊和凯洛格各推新麦片，每盒卖3美元、边际成本为零，花1000万美元广告能让100万消费者试用。通用磨坊知道自己的麦片不好吃，试用者不会复购，1000万广告只换300万销售额，于是不投；凯洛格知道自己的麦片极棒，1000万广告带来3600万销售额，于是大投。消费者看到凯洛格肯砸钱，便理性推断“它肯定真的不错”。广告内容无关紧要，昂贵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信号。再以麦当劳为例：你开车经过陌生小镇，在麦当劳和当地餐馆间选择，当地馆子也许更便宜更好吃，但你无从判断；麦当劳用多年昂贵广告建立的全国声誉，让“变质食物丑闻”能重创其全美利润，所以它比小餐馆更有保持质量的财务激励。品牌并非纯靠广告虚构的差异，而是消费者判断质量、企业维持质量的机制。 这一章仍是“市场势力”那处失灵，只是换成了经济中最常见的样子 -- 每家企业都有一点定价权，却因自由进出而赚不到超额利润。它的无效率（过剩产能、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比垄断温和得多，且往往伴随产品多样化和品牌提供的信息好处，所以曼昆说这里几乎没有简单易行的政策药方。它与第15、17章一起，拼出了“市场势力让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完整图景。

在那些禁止广告的州中，一副眼镜的平均价格是33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56美元。在那些不限制广告的州中，平均价格是26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02美元。 — 原文,第16章·约343页

垄断竞争：存在许多出售相似但不相同产品的企业的市场结构。 — 原文,第16章·约333页

在那些禁止广告的州中，一副眼镜的平均价格是33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56美元。在那些不限制广告的州中，平均价格是26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02美元。 — 原文,第16章·约343页

寡头都想当垄断者，可每个人的私心把他们推回纳什均衡

两口井的主人，都输给了自己的算盘

小镇上只有两口井，井主一个叫Jack、一个叫Jill。从井里抽水几乎没有成本，两人约定各抽30加仑、把单价抬到60美元，各自稳赚1800美元 -- 这本是对他俩最划算的结果。可第二天，两口井都抽了40加仑，单价跌到40美元，各自只赚1600美元。谁也没有背叛谁，他们只是各自拨响了那把利己的算盘。这个双头故事，是打开“寡头”大门的钥匙。 寡头市场的本质是只有少数几个卖者，关键是相互依存：任何一家的举动都显著影响对手的利润。美国网球几乎全由Penn、Wilson、Prince、Dunlop Slazenger四家生产，就是典型。寡头集团若能合作、像垄断者那样限产抬价，对整体最好；但每个寡头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有强烈的扩产冲动，合作极难维持 -- 这正是寡头区别于垄断（无对手）和完全竞争（太小无关）的根本张力。 把Jack与Jill的数字摆开看。抽水边际成本为零，需求表显示：若组成卡特尔像垄断者，两人共抽60加仑、单价60美元、各产30加仑各赚1800美元，总利润最大；可一旦各自盘算，假定对方守约产30，自己偷偷产40，总量推到70加仑、单价降到50美元，自己利润反而升到2000美元。Jill夜里算的账一模一样。于是两人都选40，结果各产40加仑、单价40美元、各赚1600美元 -- 这便是纳什均衡：在假定对方策略既定时，谁都不愿单方改变。它优于完全竞争（产量120加仑、价格落到0），却劣于垄断，而且因利己逻辑稳稳地存在。 一个有趣的推论是：寡头越多，价格效应越弱，市场越接近竞争。单个寡头扩产有两种效应 -- 多卖的“产量效应”和降价的“价格效应”；卖者越多，越不在乎自己对价格的影响，决策越像价格接受者，产量越接近竞争水平、价格越贴近边际成本。由此引出贸易视角：若日本只有丰田本田、德国只有大众宝马、美国只有福特通用，各国都是双寡头、结果远偏离竞争；允许自由贸易，市场变成六家成员的全球寡头，更接近竞争、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 -- 这是除比较优势外支持自由贸易的另一条理由。 为什么合作这么难？作者用“囚徒困境”点破。Bonnie与Clyde各面临“坦白”或“沉默”，无论同伙怎么选，自己坦白刑期都更短，所以“坦白”是占优策略，结果各判8年，远差于同守沉默各判1年。寡头博弈同理：Jack与Jill约定各产30维持高价，但无论对方如何，自己扩到40都更有利，于是都扩产、利润缩水。这种“合作符合共同利益却难维持”的张力，也适用于美苏军备竞赛、两家公司过度开采公共油田等广泛情境。OPEC把水井故事换成了石油：1960年成立时只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委内瑞拉五国，1973年又加入八个国家扩至十三国，控制全球约四分之三的石油储量，像卡特尔一样试图限产提价。1972到1985年最成功，油价从每桶3美元升至1974年的11美元、1981年的35美元；但八十年代中期各成员国为抢份额私下违背协议，1986年价格回落至13美元 -- 合作失败损害了产油国利润，却造福了全球消费者。 合作真的毫无希望吗？政治学家Robert Axelrod主持的电脑程序比赛给出了乐观答案：在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中，夺冠的是极简的“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 -- 从合作开始，对方合作就合作、对方背叛就背叛，友好、惩罚、可原谅。它实质是“以眼还眼”的经验法则，说明可信的惩罚威胁足以在多次博弈中维持合作。 寡头之间的勾结是公共政策要拆散的对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把竞争者限产提价协议定为有罪勾结，《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允许私人提起三倍赔偿诉讼。1983年2月24日《纽约时报》披露，美国航空总裁Crandall与布拉尼夫总裁Putnam密谈联手提价20%，哪怕只是谈论定价也违法，Crandall随即被诉。近年最受关注的是1998年美国政府诉微软：新个人电脑中微软系统占比超80%，它却只售约50美元、仅占电脑价格3%，微软辩称这正说明势力有限；政府则指其把IE浏览器与Windows捆绑，想把操作系统市场的势力扩张到浏览器。1999年Jackson法官判微软有极大垄断势力并滥用，2000年下令拆分为两家，2001年上诉法院驳回拆分，2002年11月双方和解，浏览器得以留在Windows中。转售价格维持、电影搭售等做法是否有合理目的，至今争论不休。 这一章把“市场势力”失灵讲到了最微妙处。寡头既不像垄断一家独大，也不像完全竞争无数小企业互相无视 -- 少数几家彼此盯着对方出招。它们的利己冲动让合作（像垄断那样限产抬价）难以维持，反而把产量推向接近竞争的水平；可一旦它们真能勾结，对社会反而更糟，所以反托拉斯法要拆散这种合作。这是全书“市场势力”三章（15至17）的收尾，也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并列，构成政府可能改善市场的三个入口。

囚徒困境：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 — 原文,第17章·约364页

纳什均衡：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在假定所有其他主体所选策略为既定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自己最优策略的状态。 — 原文,第17章·约353页

纳什均衡：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在假定所有其他主体所选策略为既定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自己最优策略的状态。 — 原文,第17章·约353页

工资不是老板定的，是最后一个工人的边际产量值定的

黑死病夺走三分之一人口，工资却翻了倍

想象你经营一座苹果园，每蒲式耳苹果能卖10美元，而摘苹果工人的市场工资是每周500美元。你该雇几个人？经济学家曼昆在本书第18章用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游戏，把企业雇人的逻辑讲透了。第一个工人一周摘1000蒲式耳苹果，带来1000美元收益，扣掉工资你还净赚500；第二个带来800美元收益，净赚300；第三个带来600美元，净赚100；可到了第四个，他只带来400美元收益，雇他反而要亏100美元。于是你只雇三个人。窍门在于：随着工人变多，每个新增工人对产量的贡献会越来越小，这就是边际产量递减。把最后一单位劳动的产值（边际产量乘以价格）画成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它其实就是企业的劳动需求曲线：企业会一直雇人，直到这条曲线和工资线相交为止。 这套逻辑还能解释更大的谜题。美国1960到2015年间，按小时产量衡量的生产率每年增长约2.0%，而实际工资每年只慢一点，约1.8%，两者几乎齐步前行，大约每35年翻一番。1973年前后生产率增速从2.7%放缓到1.4%，实际工资也亦步亦趋从2.7%降到1.2%；1995年后电脑与信息技术普及，两者又一起加速到2.1%和1.8%。工资跟着生产率走，这是新古典分配理论最硬的底气。 最震撼的证据来自一场灾难。14世纪中叶，鼠疫在欧洲短短几年夺去约三分之一人口。按常理经济该崩塌，但曼昆把它当成一场可怕的自然实验：劳动力骤减，活下来的工人边际产量反而上升，工资整整翻了近一倍；而土地与劳动是搭档，种地的人少了，土地的边际产量下降，地租因此砍掉了一半甚至更多。一场夺走千万人生命的瘟疫，竟让农民阶级头一次真正富了起来，这不是黑死病仁慈，而是要素价格永远追着它自己的稀缺程度跑。它也顺带解释了一桩现代往事：1988年以色列收紧巴勒斯坦工人的入境，在境内务工人数少了一半，留下的人工资却涨了约50%。 不过市场也有拧巴的时候。工资上升通常让人多工作，可一旦收入效应盖过替代效应，人富了反而想多休息，劳动供给曲线会向后弯。而当小镇只有一个大雇主时（这叫买方垄断），它还能压低工资、少雇人并制造无谓损失，好在现实里这种情形极少，竞争模型仍是分析劳动市场最好的工具。 把目光拉回全书，第18到20章讲的正是钱怎么分：市场通常能高效配置资源，但外部性、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这三处会让它失灵，而要素市场与收入分配的失衡，正是政府可能介入改善的入口。

实际上，这两种预言都与历史证据相一致。在这一时期，工资翻了将近一倍，而租金减少了 50% ,甚至更多。 — 原文,第18章·约395页

在达到均衡时，每种生产要素都获得它在物品与服务生产中所提供的边际贡献的价值。 — 原文,第18章·约397页

在达到均衡时，每种生产要素都获得它在物品与服务生产中所提供的边际贡献的价值。 — 原文,第18章·约397页

竞争市场能啃掉雇主的偏见，啃不掉顾客和法律的偏见

5000份假简历，只换了个名字

为什么长得好看也能多赚钱？1994 年底，两位劳动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请访问者给受访者的相貌打分，再拿分数去对照收入，结果显示被判更有魅力的那组，收入平均高出相貌平平者 5%，而相貌平平者又比被认为缺乏魅力的人高出 5% 到 10%。这说明工资差别不只来自教育和努力。 经济学家曼昆在第19章里把工资差别拆成几类源头。第一类是补偿性工资差别：工作越危险越枯燥，工资反而越高。煤矿工人比同等学历的人赚得多，是为了补偿粉尘与安全风险；夜班工人比白班赚得多，是为了补偿颠倒的作息；大学教授收入低于学历相近的律师和医生，是因为教书本身带来了学术与个人的满足。海滩俱乐部的入场证检查员整天散步，清洁工天没亮就开脏卡车收垃圾，所以后者工资必须更高才有人干。 教育带来的差距则有两个互为对手的解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上学提高了生产率，所以工资高；而信号理论（与广告发信号同源）认为，大学学历未必提升能力，只是聪明人更容易拿到文凭，企业便把它当能力的信号。两者政策含义相反：若只发信号，全民多受教育并不会抬高整体工资。最可能的是真理站在中间。 最刺眼的证据来自一场巧妙的田野实验。经济学家Marianne Bertrand和Sendhil Mullainathan根据波士顿和芝加哥报纸上1300多则招聘广告，寄出了近5000份假简历：一半用Lakisha Washington、Jamal Jones这类非裔社区常用名，另一半用Emily Walsh、Greg Baker这类白人常用名，其余信息尽量一致。结果白人姓名求职者接到雇主回电的比例比非裔高出50%以上，而且连自称机会平等雇主的公司也如此。研究发表于2004年9月《美国经济评论》，结论直白：种族歧视仍是劳动市场一个显著的特点。 竞争市场能自发纠正雇主歧视吗？曼昆用金发人与褐发人的思想实验说明：如果雇主无缘无故偏爱褐发人，那么只盯利润的企业就会去雇便宜的金发人，靠成本优势把歧视者挤垮，直到工资差别消失。但矫正力有边界，若顾客自己偏好褐发服务员并愿付高价，或政府立法强制隔离，比如20世纪初南部电车，经济史学家Jennifer Roback在1986年的研究发现铁路公司其实反对隔离，因为分坐增加了空位和成本，隔离是法律强迫的结果，歧视就能长期存续。 把这一章放回全书，第18到20章连续处理收入分配这个主题。市场通常能把资源配置得有效率，但外部性、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这三处会让它失灵。第19章揭示，即便在工资这种最市场化的价格里，歧视与信号也会扭曲分配，而顾客偏好和政府法律往往是平等力量无法自发取胜的地方，这恰恰是政府可能改善市场的入口。

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会发现支付高工资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 — 原文,第19章·约407页

由于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别如此之大，因此一些被忽略的变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机遇，应该起着重要的作用。 — 原文,第19章·约404页

种族歧视仍是劳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 — 原文,第19章·约409页

再分配的效率代价是一只漏水的桶，漏多少决定你愿意提多远

从富人桶里舀水给穷人，桶是漏的

政府把富人的钱舀给穷人，桶却是漏的，这是经济学家曼昆在第20章用来讲再分配限度最妙的比喻。设想Peter和Paul在沙漠里，Peter守着绿洲水多，Paul那边快没水了。若政府能无成本运水，就该把两边弄得一样多；可它只有一个漏水的桶，途中会洒掉一些。于是功利主义政府仍会按Paul的口渴程度和桶漏的大小，舀一点水过去，却绝不会追求完全平等。漏掉的水，就是再分配对工作和储蓄积极性的扭曲。 为什么不能干脆拉平？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穆勒创立的功利主义说，政府应让社会总效用最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从年入8万美元的Peter手里拿走1美元给年入2万美元的Paul，Paul多得的快乐大于Peter损失的快乐，总效用因此上升。但真要全拉平，高税收和递减的补贴会削弱所有人工作的劲头，社会总收入缩水，总效用反而降，所以蛋糕不能切得太平均。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的《正义论》里换了个角度。他请大家想象，在任何人生而之前，所有人都躲在一道无知之幕后面，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富是穷。在这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下，人人都怕自己掉到底层，于是会选最大最小准则：让最不幸者的福利尽可能大。这比功利主义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但同样为了保住激励，不追求完全平等。 自由至上主义干脆否定了这个问题本身。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1974年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里打比方：社会收入不是一块等着分发的蛋糕，每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是别人与他交换或赠予的；只要过程正当（没偷没抢），结果再不平等也公正。他甚至用课程成绩类比，没人会在无知之幕下选成绩分布，只要求评价过程公正。结论很干脆：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 现实中穷人的困境是实打实的。2014年美国中位数家庭年收入66632美元，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4230美元，贫困率14.8%；而且从1970到2014年，最底层五分之一拿到的收入份额从5.4%掉到3.6%，最顶层却从40.9%升到48.9%，差距拉到约13倍。只按年度收入衡量会夸大不平等：达拉斯联储的Michael Cox与Richard Alm在2008年研究发现，最富五分之一与最穷五分之一的收入差15倍，看消费只剩3.9倍，按家庭人数折成人均消费仅2.1倍。更鼓舞的是流动性，典型十年里约四分之一家庭至少一年在贫困线以下，但持续八年以上的不到3%；美国五分之四的百万富翁靠自己打拼致富，只有五分之一靠继承。 把第20章放回全书，第18到20章讲的是要素市场与收入分配，而全书的主线始终是：市场通常有效率，但外部性、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这三处会失灵，那正是政府可能改善的入口。第20章表明，即便政府决心改善分配，也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权衡，越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本身就可能越小。

越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就会变得越小。 — 原文,第20章·约434页

由于持久收入和消费受收入的暂时变动影响较小，因此持久收入的分配比当期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 原文,第20章·约424页

越平等地分割蛋糕,蛋糕就会变得越小。 — 原文,第20章·约434页

价格变动要拆成两股力：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方向可能相反

土豆越贵，爱尔兰人吃得越多

走进超市，你为什么买这个不买那个？经济学家曼昆在第21章用比萨和可乐讲清这件事。假设小王每月收入1000美元，比萨10美元一个，百事可乐2美元一升。他的预算约束线就是所有买得起的组合同成的斜线，斜率等于两种东西的相对价格，在这里是5，即1个比萨换5升可乐。但买得起不等于想买，偏好由无差异曲线表示：同一条曲线上不同组合给他的满足感相同。最优选择发生在预算线和最高那条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地方，此时他愿意用一种物品换另一种的比率（边际替代率），恰好等于市场上的相对价格。需求曲线背后这套心理账，就这么立起来了。 价格变动可以拆成两股力量。百事从2美元降到1美元，小王的购买从250升跳到750升。一股是替代效应：可乐便宜了，多买可乐少买比萨；另一股是收入效应：同样钱能买更多，他更富了，两种都多买。两股合力推高可乐消费。 可偏偏有反例。如果一种东西是极端的低档品，价格上升反而让人买更多，这就是吉芬物品。19世纪爱尔兰土豆饥荒时，土豆是穷人的主食，价格一涨，人变穷，宁可少买肉也要多囤土豆，收入效应压过了替代效应，需求量不降反升。更硬的证据来自Robert Jensen与Nolan Miller在2008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研究：他们在中国湖南做了5个月实地实验，随机发购物券补贴当地主食大米，发现贫困家庭在大米降价时反而少吃大米，这是吉芬行为的第一个严格的经验证据。需求曲线偶尔也会向右上倾斜。 同样的工具还能解释劳动供给为什么可能向后弯。自由职业者Kayla每周100小时，工资从每小时50美元涨到60美元：替代效应让她觉得休息变贵、想多干；收入效应让她更富、想多休息。谁压过谁，决定她多干还是少干。历史似乎站在收入效应这边，一百多年前很多人一周干6天，现在普遍5天，工资却一直在涨；彩票赢家里，中5万美元以上的近25%一年内辞了职、9%减少工时，中100万美元以上的近40%干脆不工作了。遗产研究也发现，继承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不再工作的可能性，是继承不到2.5万美元者的4倍。连19世纪工业家卡内基都料到这点，把巨额财产捐了出去，警告留巨产会削弱儿子的才干。 把第21章放回全书，它给需求曲线补上了微观基础，也提前暴露了理性人模型的裂缝：需求未必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未必向上倾斜。这些反常正是第22章要深挖的方向，当信息不对等、当人并不永远理性时，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还会不会一如既往地可靠。

经济学家用吉芬物品(Giffen good)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违背需求定理的物品，这个术语是以最早注意到这种可能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吉芬(Robert Giffen)的名字命名的。 — 原文,第21章·约455页

消费者通过选择同时位于预算约束线和最高无差异曲线上的那一点来实现最优化。在这一点上，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物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预算约束线的斜率（物品的相对价格） — 原文,第21章·约448页

经济学家用吉芬物品(Giffen good)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违背需求定理的物品，这个术语是以最早注意到这种可能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的名字命名的。 — 原文,第21章·约455页

理性人只是个方便的假设，人还会为公正赔上自己的钱

100美元分成99比1，对方撕了票

给你100美元，让你和陌生人分，规则是：你提方案，对方要么接受、要么两人都一分不得。理性经济人会怎么玩？按传统模型，你该自己留99、给对方1美元，而对方只要拿到一点就该接受，毕竟有总比没有强，这叫纳什均衡。可当实验经济学家真的找人来玩最后通牒博弈时，结果完全两样：拿到1美元那一方往往直接拒绝，宁可两人空手；提议者料到这点，通常给对方30或40美元，自己留大头，对方才接受。经济学家曼昆在第22章用这个实验说明，人骨子里受天生的公正感驱使，99比1太不公平，宁可一无所获也要掀桌子。 这一章是微观经济学的终点站，也是三片新前沿的入口。第一片是不对称信息。许多交易里，一方比另一方知道得多：工人比老板清楚自己卖不卖力（隐蔽性行为，叫道德风险），二手车卖家比买家清楚车况（隐蔽性特征，叫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市场：最破的车主最想卖，买家怕买到次品不敢进场，于是只开了几周的车比同款新车便宜好几千美元，好车的车主宁可留着也不贱卖。私人市场也能自救，靠发信号：好企业舍得砸广告（回头客多，广告值），有能力的人比没能力的人更容易混到毕业，所以学历成了能力的信号。连送礼物也是信号：男朋友直接给现金，女友觉得他不爱自己，分手了，因为他本该花时间挑一件合心意的礼物来证明爱意，送现金等于懒得试；父母给支票却没事，因为父母的爱不容置疑。 第二片是政治经济学。18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康多塞早就发现，三种方案两两投票会出现A胜B、B胜C、C胜A的循环，多数原则未必产出能传递的社会偏好。肯尼思·阿罗在1951年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里进一步证明：不存在一种同时满足确定性、传递性、不相关选择独立性和无独裁的完美投票制度。好在沿单一维度（比如预算多少）投票时，中值选民定理能破局，曼昆举100个选民决定0到200亿美元预算的例子，中间那个人想要100亿，结果就胜出（尽管平均偏好是90亿、最多人偏好是150亿），两党因此都向中间靠。 第三片是行为经济学，直接反思理性人假设。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讲过自己的糗事：有次考试百分制平均只72分，学生炸了；下次他把满分改成137分，题更难但平均96分，学生乐了，明明都是七成正确率，人却被不相关因素左右。丹麦一项研究更绝：退休储蓄里只有1%能归因于减税，99%来自自动加入这类默认设计。最后一句话收束全书：生活是杂乱的，信息不全、政府不完美、人也不完美，但正因如此，理解这些失灵，才谈得上改善世界。

人们部分受天生的公正观念的驱使。99 - 1 的分法在许多人看来是如此之不公正，以至于即使自己一无所获也要拒绝。 — 原文,第22章·约482页

逆向选择的经典例子是二手车市场。二手车的卖者知道自己的汽车有哪些缺陷，而买者通常并不知道。 — 原文,第22章·约469页

人们部分受天生的公正观念的驱使。99 - 1 的分法在许多人看来是如此之不公正，以至于即使自己一无所获也要拒绝。 — 原文,第22章·约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