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与皇权共天下，而非谁压倒谁

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用家族实力撬开东晋门阀政治

读这本书，先得破除一个常见误解：东晋的门阀政治，不是士族把皇帝架空成傀儡那么简单。它的起点，是琅琊王氏和司马睿这对组合，史书一句谚语叫王与马共天下。这话听着像夸张，田余庆却用一整章证明：它说的就是实打实的权力结构。

故事要从西晋末年的乱局讲起。当时洛阳朝廷里，东海王司马越和名士王衍先组成了一对共天下的组合，而镇守下邳的司马睿和王导，正是这个组合的前奏和分支。永嘉元年也就是公元三零七年，王导陪着司马睿渡过长江到建业，这一步看似寻常，却埋下了江左政权的根。司马睿这个人，在晋室诸王里既没威望、没实力、也没功劳，若不借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在江南站不住脚。王导就处在司马睿身边的关键位置，苦心经营，把南渡的士族名士一一拢到司马睿旗下，这才有了王与马的结合。

结合之后，权力结构悄悄变了。西晋时士族名士是皇权的装饰品，到了东晋，位置反了过来。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永昌元年，王敦起兵打入石头城，晋元帝竟派使者对王敦说，你若息兵天下就安，不然朕当归于琅邪国邸以避贤路。皇帝不敢以君臣名分责问权臣，反而要避位让路，这就把皇权弱势、士族强藩的底牌亮了出来。王敦后来还想更进一步，废掉明帝、另立东海王，被其他士族联手挡了回去。这说明两层意思：一是士族的特殊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二是任何一姓士族想独吞江左也不行。

元帝并非甘心当装饰品。他曾重用刘隗、刁协，推行刻碎之政，想抑制王氏兄弟、把皇权的实权捞回来。这直接引出王敦第一次叛乱--王敦以清君侧、反对刘隗刁协为名举兵，居然得到士族普遍支持。这说明在东晋，士族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已经是不容皇权单方面侵犯的底线。元帝的试探失败了，皇权与士族之间，还得经过一场实力较量，才能定下共天下的秩序。对比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只是士族依附皇权；到了江左，王导、王敦与司马睿的组合，权力结构整个倒转了过来。

所以田余庆下了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如果说西晋的士族是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的司马氏皇权，倒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王与马、后来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就此维持了一个世纪。这一章讲的就是门阀政治的发端，它告诉我们：所谓共天下，是皇权与士族在特殊条件下达成的暂时平衡，而不是哪一边的彻底胜利。

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 — 原文,第1章

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 — 原文,第1章

郗鉴凭流民帅身份，成了门阀政治均势的稳定器

门阀政治能维持一个世纪，光靠几家高门互相盯着还不够，它还得有一个谁也离不了的军事支点。田余庆专门用一章讲郗鉴，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他不是严格意义的门阀高门，却凭借流民武装，成了维持均势最关键的那块砝码。

郗鉴的处境很微妙。东晋初年的兵力，主要在南渡的流民帅手里。流民群是被北方战乱驱赶南来的武装人口，他们同仇敌忾、有抗胡热情，却不受江左政权羁绊，用得好是盾牌，用不好是火药。王敦第一次叛乱，晋明帝没什么兵可用，正是采纳了郗鉴、桓彝等人的主意，征发流民帅苏峻、刘遐入援，才平了乱。郗鉴由此跻身门阀政治的核心圈。

但他真正立住，是靠京口。苏峻之乱陷了台城，郗鉴在广陵首倡静镇京口之策，甚至刑白马誓三军，硬是在建康东北撑起一个战略支点。京口地处建康门户，北接江淮流民，西连三吴腹心，从此成为东晋系建康安危的重镇。更精彩的是，后来陶侃、庾亮都曾想起兵废黜王导，两人都先来问郗鉴的意思，郗鉴一概反对，内战没打起来，王氏地位不坠。田余庆说，郗鉴是平衡维持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手握举足轻重的否决权。

值得注意的是，郗鉴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田余庆却点明，由于高平郗氏始终未正式掌握东晋国柄，所以不计入当权五族。但恰恰是这种不上不下的身份，让他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中立仲裁者。他经营京口，本意是安顿流民、得其死力以御外敌，没想到也为几十年后谢玄从流民中募北府兵埋下伏笔。田余庆后来总结：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郗鉴，就是把流民这个流动因素第一次变成稳定政治力量的那个人，京口也因此从一个普通据点，长成维系江左安危的枢纽。

郗氏经营京口，前后四十三年。苏峻乱平之后，江左相对安定、七十年无内战，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的积极作用巨大。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赞他：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这一章点出一个要害：门阀政治的表面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底下的筋骨，却是流民武装撑起的上下游均势。

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 原文,第2章

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 原文,第2章

庾亮借帝舅之尊，把门阀政治从发端推到巩固

王氏开了头，门阀政治还只是发端，格局远没定型。把它推向巩固的，是颍川庾氏，核心人物是庾亮。这一章田余庆想说明：门阀政治从摇摇晃晃到稳稳运转，关键一推来自庾亮。

庾亮凭什么？他是明帝的妻兄，帝舅身份让他能直接介入最高权力。明帝病重时，庾亮排闼入见，揭发南顿王宗、虞胤等人谋废执政的图谋，使门阀士族对宗室诸王取得完全胜利。这一步意义很大：此前皇权还能借宗室、外戚来反压士族，庾亮这一手，把宗室这条反制通道堵死了，门阀政治才算真正站稳。

站稳之后，就是士族门户之间的争。苏峻乱平，庾亮引咎出镇芜湖，与王导形成豫、扬相持。两家的矛盾，集中在江州这块荆扬之间的缓冲地上。表面上看，庾亮、王导都是清谈名士，庾亮还被说成是尘污人的元规，好像只是文人相轻。田余庆一针见血：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之间。最惊悚的一幕，是咸康八年庾怿用毒酒去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狗喝了死，王允之密奏，晋成帝说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庾怿只好饮鸩自尽。一杯毒酒，毒死的是数十年江州之争的尖锐爆发。

庾亮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一面性好庄老、清谈风流，另一面又风格峻整、动由礼节，史家所谓儒道兼综。这正是门阀执政者的标准像--光会清谈放达的人只能当点缀，真能运转政局的是出入玄儒的人。庾亮巩固门阀政治，靠的不只是帝舅身份，更是这种素质。他出镇芜湖与王导相持，开启的豫、扬相持，本质是建康上游与下游两大士族势力的拉锯；他还经略襄阳，在上游布下另一支流民武装，与下游京口呼应。上下游的均势格局，从庾氏这一代开始真正成形，后来的桓、谢都在这个框架里活动。

但田余庆也提醒，庾、王作为门阀士族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矛盾，所以休戚相关、利害与共，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得以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转。庾、王既争又同，恰恰是门阀政治靠均势维系这条规律的体现。这一章的结尾落在一句话上：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

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 — 原文,第3章

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他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 — 原文,第3章

桓温借北伐揽权到政由桓氏，却被门阀格局勒住缰绳

门阀政治走到桓温这一家，气氛变了。前面王、庾好歹是高门，桓温却出身刑家，族单势孤，偏偏他野心最大、离皇位最近，是门阀政治由盛转衰、走向危机的那个人。

田余庆在这一章先做了一桩细密的考证：谯国桓氏出于曹魏时被诛的桓范，桓范因嘉平之狱灭族，桓氏成了刑家孑遗，谱牒里第六世都缺名。桓彝、桓温父子因此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里都不受尊重。这个身世背景，解释了桓温一辈子急于立功立威、想用军功填平门第短板的心态。

永和年间，桓温出督荆州，借北伐累积权力。他先逼废了竞争对手殷浩，内外大权一归温矣；又三次北伐，虽在枋头吃了大败仗，却借机夺了徐、豫，扫清入都障碍。咸安元年，他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权力到了顶点，史书概括成六个字：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这几乎是皇权的最低点。

桓温的三次北伐，是理解他野心的最好材料。永和十年他逼废殷浩、独揽大权后，先伐前秦、次复洛阳，声势最盛；但第三次北伐在枋头大败，军力受挫，他才转而走废立之路，借机夺徐、豫、扫清入都障碍，终于咸安元年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地步。可他越到临门一脚越犹豫--王敦的前车之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田余庆说，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指的就是这种格局对最强权臣的约束力。桓温不是不想当皇帝，是他算下来，硬上会遭到王、谢联手的政治反扑，代价太大，终于抱憾而终。

但桓温终究没敢迈出篡位那一步。最紧张的一幕是简文帝病危，遗诏本写依周公居摄、甚至说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竟在帝前把诏书撕了，改成按诸葛亮、王导的旧例；太后想让桓温居摄，也被王彪之封还驳回。桓温军权在手，却被王、谢联手的政治优势挡住，几个月后求九锡被拖延，自己也死了。田余庆点破：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也就是说，不是桓温不想，是门阀政治这种共治平衡，连最强势的权臣都能勒住。这一章讲的是危机，也是门阀政治约束力的证明。

顺带一提，田余庆把近半篇幅花在考据桓温先世上，看似离题，实则点出桓氏作为刑家孑遗、不敢以门户骄人的心病--这正解释了他一生急于以军功填平门第短板的焦灼，也让他比任何高门都更想、却更不敢碰皇位。

政由桓氏，祭则寡人。 — 原文,第4章

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 原文,第4章

谢氏靠北府兵赢下淝水之战，却功高不赏盛极而衰

谢氏是门阀政治里最有人情味、也最让人唏嘘的一家。田余庆用谢氏说明：门阀政治的鼎盛，恰恰埋着它衰落的种子。

谢家起点其实很低。谢鲲死在太宁元年，葬在建康城南的石子冈，那是孙吴以来乱葬之所。一个门户人物葬进乱葬岗，说明当时谢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后来谢鲲改父辈的儒素、入玄风，才让谢氏跻身名士。到谢尚据豫州、取得方镇实力，再到谢安出仕、挡住桓温的九锡之请，谢氏才由新出门户升到江左最高门第，和王氏并称。田余庆特别指出：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世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持门户；门户上升，玄学是必要却非充分的条件，还得有事功。

谢氏的事功顶点，是重组北府兵、打赢淝水之战。太元二年，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招募刘牢之等北府将，组成拱卫建康的武装。太元八年，谢安、谢石、谢玄指挥，以少胜多击退前秦。这一仗让谢氏声望达到顶峰。但顶峰之后是滑坡：战后朝廷久不封赏，谢安出镇广陵而死，谢玄解北府东归，谢氏越顶而衰。

谢氏能起来，靠的是三代接力。谢鲲改儒入玄，让家族挤进名士圈；谢尚取得豫州方镇，让家族有了硬实力；到谢安，历经出仕、挡桓温，才内外事功兼备，把谢氏推上门第顶峰。太元二年谢玄组建北府兵，募的刘牢之等人，多是谢氏豫州旧将和流民帅，这支武装后来拱卫建康、打赢淝水。淝水之战时，谢安坐镇建康、运筹帷幄，谢石、谢玄前线指挥，以八万对前秦之众竟获大胜。可胜利之后，朝廷对谢氏久不封赏--谢安被迫出镇广陵、郁郁而终，谢玄也解去北府、东归始宁。功高不赏四个字，写尽士族在顶点时受的猜忌，也预告了盛极而衰。

田余庆在这里揭示了一条门阀政治的规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时，唯一能居中制约谢氏的，只有太原王氏。这等于预告了下一章的终场。谢氏这一章，盛极而衰四个字，写尽了门阀政治由盛转衰的转折。

谢安的出仕本身就很戏剧：谢万被废，他感叹恐不免耳，才结束隐居入桓温幕府。一个名士被迫入世，恰恰说明门阀政治下，门户要保住地位，终得有人出来担事功。谢氏的鼎盛，是三代人把清谈与实务拧到一起的结果。

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世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持士族门户势力。 — 原文,第5章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 — 原文,第5章

太原王氏无兵无才，门阀政治在其覆灭中走完终场

谢氏之后，轮到太原王氏。但这一家，恰恰证明了门阀政治已经走到头。田余庆的核心判断很干脆：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为什么？因为太原王氏虽然有门第，却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足以运转政局的人才。它分成两支，一支附孝武帝，一支附会稽王司马道子，所谓主相之争，说穿了就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两家都只是依附司马氏去争门户利益，谈不上与司马氏共天下。淝水战后，孝武帝想振皇权，用儒生范宁、徐邈讲《孝经》、兴国学，皇权一度呈振兴之势。

主相相持前后五阶段，从袁悦之被杀公开化，到王忱、王恭上下游争夺，到殷仲堪入荆，再到王恭叛乱。最关键的一幕：王恭以元舅之尊镇京口，兵力全仰仗北府将刘牢之，却以部曲将的身份薄待刘牢之。司马元显派人策反，许以王恭的位号，刘牢之倒戈，王恭败走被擒斩首。田余庆点明：这暴露了一个致命机制，士族专兵这一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到太原王氏这里已经不存在了，兵握在次等士族的将领手里。

太原王氏的两支，一支是王坦之之后，依附会稽王司马道子，属于妃党；一支是王蕴、王濛之后，依附孝武帝，属于后党。所谓主相相持，说到底是后党与妃党抢门户利益，两边都得巴着司马氏。孝武帝倒真想振一振皇权，他起用儒生范宁、徐邈、王雅，兴国学、讲《孝经》，一时间皇权颇有振兴之势。可他一死，平衡就崩了：王恭叛乱、被刘牢之倒戈，妃党覆灭；上游殷仲堪、桓玄相继而起。最后桓玄入都、代晋立楚，门阀政治来了一次回光返照--但这一次，门阀士族已虚弱到不敢公然阻桓玄称帝，只剩北府将刘裕能出面。太原王氏的覆灭，正是这盘散沙的终点。

所以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就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终场。它告诉我们：门阀政治靠的是高门士族掌握军队、维持均势；一旦兵权落到体制外的次等士族手中，共天下这根弦就断了。这一章是终场的丧钟，也是回归皇权政治的序幕。

王恭败亡的关键，在于他拿北府兵当自家部曲，却薄待其统帅刘牢之。司马元显一句事成即以王恭位号相许，刘牢之便倒戈。这一幕说明，当兵权已不在士族亲贵手里，所谓门阀政治就只剩空壳--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不过是给这具空壳钉上最后一口钉。

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 原文,第6章

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 — 原文,第6章

次等士族刘裕靠京口北府兵，把门阀政治送进坟墓

门阀政治是被谁埋葬的？不是另一家高门，而是体制外的次等士族。田余庆把刘裕和孙恩并列，称他们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这一章是全书最富戏剧性的收尾。

先得理清北府兵的四段演变：第一段是郗鉴的门阀士族兵，第二段是谢玄的门阀士族兵，第三段是刘牢之向次等士族转变、独立却失败，第四段才是刘裕完全的次等士族武装。刘牢之是反面教材：王恭败后他一朝据其位，却夹在司马道子父子和桓玄之间惶惶然不辨方向，降桓玄后刚被授会稽太守，就悟出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穷途自缢。他败在政治上，不是军事上。

刘裕恰恰吸取了这个教训。刘牢之邀他同奔广陵，他答：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他回京口蛰伏待机、独树一帜。元兴三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转化为刘宋皇权，恢复了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

北府兵的演变最见门阀政治的命脉。第一段郗鉴、第二段谢玄，都是门阀士族自己掌握的兵；到第三段刘牢之，他借王恭之死都督数州，却反复无常，降桓玄后刚被授会稽太守，就悟出兵权要被夺、自缢而亡--他败在政治上，始终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刘裕恰恰相反，刘牢之邀他同奔广陵，他冷静回绝、回京口蛰伏。元兴三年，他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已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一举灭桓玄、恢复晋统，最终代晋建宋。与此同时，孙恩借司马元显发乐属、牵动三吴矛盾而起兵，旬日众数十万，虽败亡，客观上也砸碎了门阀政治的根基。两条路，一个结果：皇权政治回来了。

另一边，孙恩以道教组织晚渡侨人起兵，旬日众数十万，客观上同样冲击了门阀政治格局。田余庆说：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这一章把话挑明：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门阀政治的坟墓，是次等士族挖的。

刘裕的胜利，靠的是在京口蛰伏时想透了刘牢之的教训：广陵不可达，唯有回京口独树一帜。他灭桓玄后恢复晋统，并非真心扶司马氏，而是借皇室名号收拢人心，待时机成熟再取而代之。次等士族这条路，刘裕走通了，门阀政治也就此关门。

元兴三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转化为刘宋皇权。 — 原文,第7章

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 — 原文,第7章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来于皇权、归于皇权

最后一题后论，是田余庆把前面七题贯通、亮出全书主旨的地方。如果说前面是分题讲各家士族，后论就是抽丝剥茧，告诉你门阀政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先澄清概念。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这一定义很关键：它把门阀政治从泛泛的士族政治里剥出来，强调不是士族单方面的统治，而是与皇权的共治，而且是变态、非常态。

接着讲它为什么只在东晋。田余庆列出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一个成熟有力量有影响的士族阶层；一个丧失权威却尚余号召力的皇统；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外部条件。这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的门阀政治。反过来，任一条件变化，格局就变：士族凋零诱发皇权膨胀，前两个条件变促成易姓，三个全变则江左政权都失去存在理由。

后论还补了几块常被忽略的拼图。一是士族内部，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的界线--东晋当权五族里，严格算旧族的几乎没有，琅邪、太原王氏也只尾附世家大族之列。二是经济基础：侨姓士族借共天下的政治势力占山护泽、竞夺田园，谢灵运的始宁山居就是缩影，经济矛盾使皇权难伸。三是文化：执政者无不玄儒兼综、特重丧服之礼以齐家，纯玄谈放达的人当不了家。最后田余庆把视野拉到三百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回流，它最终与北朝合流，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要等沙石澄清的隋唐到来，这脉络才看得清。

然后补几块拼图：门阀士族以占山护泽的大田庄为经济基础；文化上面玄儒兼综、特重丧服礼学以齐家；而运转门阀政治的，都是出入玄儒、内圣外王的人物，王导、庾亮、谢安、桓温皆然。最后落到宏观结论：从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看，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它最终与北朝合流，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田余庆说，这种结论，只有当隋唐时期到来、沙石澄清之后，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 原文,第8章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 原文,第8章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 — 原文,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