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抄西方经济学，而要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离开中国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

设想一个反常识的场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手稿里写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句话竟然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人知，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把它重新发掘，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源头。这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是封存于书本的教条，而要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新的枝叶。顾海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在开篇就梳理了习近平的三次关键论述。

2014年7月，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号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学好用好'到'系统化经济学说'再到'重大原则'，一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活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学。那么怎样才算科学对待？

顾海良归纳出'四个分清楚'----哪些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判断需结合新实际丰富发展，哪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必须破除，哪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必须澄清。这一框架，把'坚持'与'发展'动态地统一了起来。最令人玩味的，是'生产力'这个基石范畴的回归。

邓小平在1978年3月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指出这源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一个被埋没了百余年的论断，在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中重新发芽，生发出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命题。同样被重新擦亮的，还有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大形式'的论述：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这一演进逻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支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写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次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物质文明不发达'确认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最大国情，撑起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判断，并一路推演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由衷地说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顾海良特别点出，中国特色学说最鲜明的标识在于'术语的革命'。1868年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列出《资本论》的三个崭新因素----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

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学也贡献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等一整套原创性术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这套话语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凝结。这些扎根中国土壤的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不断开拓新境界的生动注脚。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原文，第1讲

否认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以为'政治经济学'带个'政治'二字，就一定是政治学，或者政治加经济。可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联想，恰恰是把一门科学误解了几十年。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从词源入手拆解。

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目的是说明他所谈的已超出家庭庄园经济，而关乎国家与社会。到亚当·斯密写《国富论》，虽未把'政治经济学'放进书名，却明确把它定义为'富国裕民'的学问。名字后来为何变了？

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研究重心从国家财富转向市场价格。杰文斯在1879年再版序言里嫌'politicaleconomy'这个双名麻烦，主张改用'economics'；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让'经济学'一词真正流行；到了1932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把经济学正式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但张宇强调，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得很直白：进入21世纪，'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名词'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同义语'。

那么'政治'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张宇给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回答：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与政治相对分离；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既是上层建筑又作为公有资产所有者深入经济内部，政企、党政的调整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二者合而为一。

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正是指此。最关键的一问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张宇的回答是'二者兼具'。

一方面它如实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与自然科学在求真上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毫不掩饰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马克思自己就说，他的理论'能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科学性与阶级性在这里统一，而科学性是基础----因为马克思对劳工的立场，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源于诚实的科学发现。

恩格斯那句话点透了：'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由此，张宇点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本质特征：第一是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根本；第二是阶级性，即科学社会主义，标明它的社会理想与奋斗目标；第三是研究对象，即'物质生产'，既研究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也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把方法论、研究内容或是否谈论制度当作本质，都会陷入片面。

说到底，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混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割裂，都是对这门学科本质的误读，而厘清本质，正是读懂整部《资本论》的钥匙。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原文，第2讲

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划分经济学派的根本界线

如果有人说'野蛮人打猎用的石头和棍棒就是资本'，你大概会觉得荒唐。可这话偏偏出自一位想驳倒《资本论》的学者之口----它暴露的不是马克思的漏洞，而是方法论的错位。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开宗明义：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根本分野，最后都落在方法论上；一个学派特有的方法论，是它的'内核'。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更直白----正统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方法'。可见方法才是灵魂。但林岗紧接着泼了冷水：市面上许多对方法的说法都站不住。

有人把'抽象法'当成马克思的方法，依据的是《资本论》里'分析经济形式……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句话。林岗指出这是误会----马克思只是说，对复杂现象不得不用更简单的抽象概念去说明，正如理论物理的相对论也靠抽象提出。抽象力是人类一般认识规律，并非马克思独有。

还有人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马克思的方法。林岗搬出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原话：按范畴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逻辑顺序由范畴在现实中因果关系决定，而非由历史顺序决定。

比如地租，封建地租来自人身依附，资本主义地租却来自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先讲剩余价值、再讲地租，逻辑与历史在这里恰恰相反。恩格斯当年书评说'历史与逻辑统一'，恐怕是因为他还没读到那篇导言。那么真正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

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称为指导研究的'总的结果'。林岗把它拆成四条分析规范：其一，用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解释制度变迁----从原始共产制到私有制，正是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产品后才出现的；其二，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作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它指的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非法律上的物权；其三，依据现实经济关系去理解政治、法律与道德规范，不能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当出发点；其四，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整体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反对把人还原为生物学个体的个体主义。顺着这四条规范，林岗逐一清算西方经济学的病根：交易费用理论撇开生产力空谈制度；新古典资本理论把资本当物质要素，正如说'黑人天然是奴隶'般荒谬；诺思的制度变迁论颠倒了存在与意识；效用论则从主观心理感受出发，陷入'跟着感觉走'的唯心主义。

方法论之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是决定一门经济学究竟揭示真相还是遮蔽真相的分水岭。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原文，第3讲

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能够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制度前提

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从不需要喊'坚持资本主义方向'，可社会主义国家却必须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偏偏是社会主义离不开这根弦？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的回答干脆利落：因为以往任何新制度都是生产力自发推动生产关系成长，而社会主义却要先有理论与自觉领导，才可能发展好生产关系。

这恰恰说明，搞清楚'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是全部问题的起点。在卫兴华看来，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只有一条----让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压迫，过上日益富足的生活。列宁的话被他反复引述：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而实现它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马恩早已点明，未来社会要'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共同富裕'一脉相承。公有制为什么非坚持不可？

卫兴华甩出一组刺眼的数字：1990年，苏联GDP总量是15329.92亿美元，中国是4044.94亿美元，苏联是中国的3.79倍；可苏联解体、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后，俄罗斯GDP只剩2.06万亿美元，而中国达到10.4万亿美元，俄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卫兴华据此直言：恰恰是公有制曾让苏联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变为私有制后经济反而长期停滞。反观新中国，即便改革开放前犯了'左'的错，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年均增速仍达6.1%，远超旧中国。

但卫兴华更想澄清一个理论是非：怎样判断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人搬出恩格斯批判'冒牌社会主义'的话，说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制才是'人民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张冠李戴。卫兴华强调，经济成分的性质只能由其内部经济关系决定，而非由谁掌握政权决定。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内部仍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企若只是高管拿天价工资、职工毫无话语权，同样算不上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说得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国企，应当让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沿着这条线，卫兴华还梳理了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轨迹：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1906年的文章；国内决策层中，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与邓小平观点其实一致，而非对立。

他提醒，不能把重视生产力误读为'唯生产力论'，也不能只讲市场、连'经济计划'都不敢提。说到底，离开快速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三大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中国最郑重的告诫。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原文，第4讲

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当成政治课是对它的误读

一个被长期误置的定位：在不少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塞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当'政治课'，经济学院里却越来越没它的位置。可习近平那次讲话反复强调的，分明是它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胡钧（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先点破名词玄机。

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后来被简化成'经济学'？源头在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着眼点从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悄悄转成了单个企业如何盈利。于是这门本该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被矮化成了教老板赚钱的手册。

胡钧强调，政治经济学有三大特点：宏观性、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揭示推动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和一般部门经济学根本不是一回事。更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历史唯物主义从'假设'变成了'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列宁的原话。因为《资本论》系统证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历史进程。

可长期以来我们只盯着《资本论》的'第二个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却忽略了'第一个方面'：它同样研究财富怎样更快增长。胡钧呼吁，必须把这门学问从单纯的'政治理论课'重新定位为一门'经济发展课'。凭什么说它对经济发展有指导力？

胡钧的杀手锏，是对'生产关系决定性作用'的还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讲制针：一个人单干，一天做不了几根；一旦分工协作，效率成百上千倍提高。但分工协作的前提，是把劳动者集中起来----这必须靠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才能办到。

可见，一种生产关系的建立，才是国民财富飙升最决定的力量。再从追求价值转向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为无限利润而拼命扩大生产；再到平均利润规律逼着资本家不断积累----每一步，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为生产力松绑。这套逻辑在中国同样应验。

取消人民公社、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却把生产工具归农户，这一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瞬间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迎来农业发展的黄金期。胡钧由此点明：改革最根本的动力就是生产关系调整，而这恰恰只有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才能讲清楚。他还提醒，别把《资本论》读成道德控诉。

马克思揭示剥削，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而非做伦理审判----奴隶制、封建制也曾是必经阶段，不能用道德情感代替历史评价。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胡钧毫不客气：它连'价值实体'是什么都答不上来，均衡价格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根本不值得盲目借鉴。把政治经济学重新请回'经济发展课'的讲台，正是让它在新时代真正发挥指导作用的必由之路。

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做这种道德评判，我们只讲事实。— 原文，第5讲

金融化的繁荣是实体经济停滞的镜像而非动力

货币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曾感叹，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的探讨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当代人面对美元、电子货币时更易迷惑：货币是不是已经和商品、价值脱钩了？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入口。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货币绝非简单的交换媒介。陈享光梳理指出，马克思把货币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商品天生具备使用价值与价值二因素，价值作为社会属性必须借一种价值形式表现出来，货币正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因此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称为商品货币理论。

即便今天货币已演化为纯粹价值符号，黄金被赶下王座，商品价值彻底脱离有形使用价值，它仍是由抽象劳动为尺度的交换价值形式衍生出来的，马克思的理论并未过时。那么国家印钞能否随心所欲？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国家虽能强制发行纸币、在上面印上一镑或二十镑，但纸票一旦进入流通就受内在规律支配--它离开职能存在便成一文不值的废纸。这里规律完全颠倒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商品价格随纸票数量增减而涨跌。所以货币政策的要害是控制供给量以稳定币值，而非迷信国家发钞权。

金融现象又该怎么看？马克思把金融置于资本主义总体运动之上。产业资本循环中会游离出货币资本，经银行、信用和股份制度以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形式再投入，成为加速资本集中的杠杆。

马克思形容信用起初是不声不响挤进来的小助手，很快变成竞争斗争中的可怕武器，最终成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社会机构。股份公司更能转瞬之间集合起修建铁路所需的巨额资本--若只靠自身积累，恐怕世界上至今还没有铁路。但信用又有二重性：它既是积累的有力手段，也是引发危机和欺诈的工具。

危机从何而来？马克思区分了作为现实危机环节的货币危机，和能单独产生、以货币资本为运动中心的独立货币危机。陈享光认为，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货币资本过度积累加上虚拟资本过度积累催生的独立金融危机。

资本为逐利不断在次贷市场开拓，以次级贷款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出层层证券化商品卖向全球，泡沫终被刺破。利率之争同样如此。西方把利率当作储蓄与投资或货币供求均衡的价格，马克思则指出利息只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利率由借贷资本供求决定。

无论是利率抑制还是利率自由化，都混淆了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前者不必然等于后者。最终落点是金融化。陈享光强调，金融化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存在断层，金融繁荣甚至是实体经济停滞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尤须警惕被卷入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化陷阱。

这正印证了全书主线：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才能看透货币金融的现象与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其内在矛盾外在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文，第6讲

在我们看来，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货币资本过度积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虚拟资本过度积累引起的独立金融危机。— 原文，第6讲

网络化生产并未软化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劳动过程？英国经济学家格林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词条中，把劳动过程列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可马克思去世后这一领域长期被冷落。谢富胜指出，马克思借助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换的本质。

什么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它不过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无偿劳动的物化。一句话，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

它有四个特征：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没有量的上限；工人作为双重自由者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工资，一切主体都依赖市场；工人既不能占有也不能自行使用生产工具，只能在资本家指挥监督下劳动；维系这种关系的不是人身依附的超经济强制，而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马克思还提出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资本主义初期只是形式隶属，靠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价值规律迫使变革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工人离开资本便无以谋生，这就转为实际隶属，相对剩余价值成为主导。这套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

美国学者布雷弗曼1974年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是里程碑，他概括泰罗制三条原则，核心是把劳动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由经理部门垄断知识来控管工人。后来学者补上了工人的主体性：英国的弗里德曼提出企业用责任自治或直接控制两种策略应对工人抗争；美国学者爱德华兹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中把美国劳动市场分成一级与二级，核心企业工人技能高、就业稳，边缘工人则被直接简单控制；布若威则在《制造同意》里追问，工人为何如此努力地为资本家卖命？他的答案是强制之外还有同意，劳动过程从专制政体走向霸权政体。

信息技术带来了新变化。自1965至1980年一系列外来冲击--石油危机、浮动汇率、高利率政策--动摇了福特制。企业借网络技术和大数据重组流程，劳动过程演化出精益生产、弹性专业化、虚拟企业、第三方平台等类型。

耐克、戴尔用无工厂生产整合全球供应商，eBay、淘宝这类第三方平台把权力转移到制定标准的大系统集成商。但谢富胜提醒，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的分层依旧：以富士康为例，它靠庞大产能和劳工的工作弹性满足客户短期出货，弹性意味着不规则加班损害工人健康；供应链下层的工人工资增长最慢、受剥削最重。资本更把生产在空间上拆分，用分而治之削弱工人集体抵抗。

可见，无论控制技术如何翻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仍是物统治人、资本统治劳动的过程，这正是全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生动注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劳动过程只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本身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无偿劳动的物化过程。— 原文，第7讲

弹性就是工作有弹性，叫你加班你就加班，叫你下班你就下班，但是不规则的劳动时间对工人的生理健康影响比较大。— 原文，第7讲

资源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增殖逻辑

当雾霾与气候危机成为日常，经济学该不该把生态纳入视野？杨志指出，生态政治经济学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随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而与日俱增。这门学问的发端与国际背景紧密相缠。

二战后发达国家失去殖民地原料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主要矛盾。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揭开发达国家绿色革命序幕。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提出地球是封闭系统，人类须放弃放任生产的牛仔经济、改为资源循环的宇宙飞船经济，他因此被称为循环经济理论创始人；可这构想半年内就遭新自由主义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批判，后者清楚根源在资本利益而非工业化。

1968年罗马俱乐部成立，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又遭哈耶克反对。直到赫尔曼·戴利创建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生态经济学才站稳。1992年里约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随后《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到2010年温室气体比1990年减5.2%，却因美国2001年以影响经济为由拒绝核准而半途夭折；反倒英国提出低碳经济后，在排放减8%的同时经济增长28%，提供了环境与发展的双赢样本。

中国探索更早也更扎实。经济学家许涤新1980年发表《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比公认的西方生态经济学奠基者戴利还早，并发起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形成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杨志的导师孟氧教授1985年更把能源、人口、粮食、环境污染列为未来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创立经济学社会场论，借爱因斯坦的场论把粮食与石油比作世界经济椭圆轨迹的两个焦点。

方法论上，西方生态主义缺乏科学统领。戴利与过程哲学家柯布合著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虽获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却只停留在文本世界。中国学者则以《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不在工业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的疯狂攫取--要缓解危机须改变这种生产方式。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正是这一理论的最新成果。可以说，生态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积累规律与生态危机内在相连，是全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回应时代难题的又一力证。

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关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过程，而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决定和引发的对剩余价值及一切资源财富的疯狂攫取。— 原文，第8讲

英国在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近10年间，实现了其200多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即在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的基础上，其经济增长了28%，这就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环境与发展“双赢”的最好案例。— 原文，第8讲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美国学者福山曾宣称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完美制度，经济危机永远成为历史、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可2008年爆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连西方都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这恰说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分量极重。邱海平梳理了危机史。

很多人以为1825年英国危机是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已有过危机：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是一场信用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是商业与信用危机。1825年被马克思确认为周期性工业危机的起点，此后危机成为周期性现象，特征也从局部变为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荒诞在于相对过剩：2008年后法国农场主开着罐车把大量牛奶当肥料浇进农田，宁可毁掉也不给缺衣少食的穷人--这赤裸裸暴露了生产方式的荒谬。

经济学家如何解释危机？早期主流是否认危机，法国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则持消费不足论。马克思之后争论更盛：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认为股份制和垄断使资本主义走向有组织、可持续发展；卢森堡则推论资本主义必须向外扩张、最终自动崩溃；格罗斯曼第一个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论证危机必然性；希法亭以金融资本、列宁以帝国主义发展该理论；曼德尔写《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建立长波理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提出调节学派、哈维的空间修复论、奥康纳的生态危机论。马克思本人虽无专章论述危机，却研究极深。1840年代他受恩格斯影响，认为危机是私有制产物；1856年9月26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预言一场大金融危机不会迟于1858年冬，结果1857年秋危机从美国爆发并扩散到欧洲，成为世界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他极少成功的预测。

方法论上，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认为危机是最具体现象，须到世界市场阶段才解释得清，此前只有危机的要素形式。《资本论》把危机理论埋藏于三卷之中。第1卷讲商品货币时，买和卖分离、支付手段形成债务链条，提供了危机最抽象的可能性；大工业使这种可能性转为现实性。

第2卷指出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是周期性的物质基础--那时机器设备寿命约十年，危机中低价更新既助复苏又埋下下次危机。第3卷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与信用发展，则综合论证了危机必然性。一言以蔽之，只要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未被消除，危机就内生于制度本身，这恰是全书论证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最有力事实依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显著特征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荒谬性和不合理性。— 原文，第9讲

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对危机就进行了预测，他说他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958年冬天，马克思的预言确实被验证了。— 原文，第9讲

高度自动化企业的暴利来自全社会剩余价值再分配

是否承认劳动价值论，历来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块试金石。丁堡骏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否解释当代现实？先回到《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

劳动价值论包含四个方面：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分、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理论、商品拜物教。丁堡骏特别强调拜物教--它并非来自使用价值，而来自价值形式本身：在商品经济阶段，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举得生动：鲁滨逊的孤岛、中世纪、未来自由人联合体都没有拜物教，唯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有。

许多人误读价值规律，以为价格必须不偏不倚等于价值才是真理。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1夸特小麦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2镑，但供不应求时可标3镑、供过于求时可标1镑，价格偏离价值正是价值规律贯彻的现实形式，规则只作为平均数盲目起作用。关键在于转化理论，丁堡骏称之为双重转形。

第一重是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在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中，商品不再按价值而按市场价值出售，市场价值是部门内部竞争形成的加权平均个别价值，在供求异常时由劣等或优等条件调节。第二重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部门间竞争使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形成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且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恩格斯曾坦承马克思对手稿的阐述尚有不足、留待后人发展，后来教学却常把静态结果当教条，闹出资本从高精尖电子企业抽走去种苞米的笑话。

面向当代，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丁堡骏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它不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共产主义商品生产消亡后便会失效。所谓知识价值论，不过是把知识创造价值混同于知识创造使用价值。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度自动化企业：无人车间直接劳动锐减，其高额利润并非本企业工人一天劳动等于别人十天，而是通过市场价值与生产价格，在全社会剩余价值再分配中多分到了一杯羹。国际层面同理：按国际生产价格交换，美国可用大飞机换中国纺织品而不付足代价地攫取他国剩余劳动。产业转移也循此逻辑，从产业内市场价值竞争、产业间生产价格竞争到跨国国际生产价格竞争，发展中国家若只靠比较优势，易陷微笑曲线最低端的俘获型分工。

由此可见，劳动价值论作为全书剩余价值、危机、积累诸理论的基石，至今仍是剖析当代资本运动的有力武器。

在商品经济之前，没有劳动价值论。在商品经济之后，也没有劳动价值论。只有在商品经济阶段才有劳动价值论。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原文，第10讲

高度自动化企业的高额利润不完全是本企业工人创造的，它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原文，第10讲

混合所有制绝不能滑向非公有资本控股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举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当代中国的土壤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据此把习近平经济思想梳理成五个相互支撑的维度，而这五个维度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根本问题--改革往哪走、社会主义的底盘怎么守住。第一个维度是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这是党的十六大就定下的方针，到十五大（1997年）更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正式确立为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程恩富特别点出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混合所有制：中央肯定它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但政策框架始终围绕“两个有利于”--放大国资功能、让各种资本取长补短。这里藏着一处锋利的提醒：有人借混改声浪想把国资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也有人主张单向发展非公资本控股，这两种倾向都偏离了方向。

正确的姿态是在微观上以公有资本控股为主，适当发展非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绝不能在改革中把国有资产变成暴利筹码。在鼓励、支持非公经济的同时也必须加以引导，因为私营与外资经济存在剥削关系和“外部性”，超富阶层会加剧两极分化，所以鼓励、支持、引导三者必须结合。第二个维度是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占居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利益关系的根本，所以习近平把重点放在初次分配改革上，核心就是“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再分配则靠社保托底、税收调节和慈善力量，书中举了个扎心的例子--“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正是住房、教育、医疗成本把工薪层压得喘不过气，因而社会政策托底成为底线公平的关键。第三个维度是调节制度。

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提出“两个更”--更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三中全会进一步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程恩富的解读是，这绝不是用市场取代政府，而是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一般资源短期配置靠市场，地藏资源、基础设施等特殊资源由政府直接配置，教育医疗等领域政府主导。他举了住房市场化的教训--过去片面强调市场决定，结果房价大涨、开发商暴富，直到政府重新发力才出现转机。

第四、第五个维度是自主开放与创新驱动。开放上提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用上海自贸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探路；创新上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书中提到1840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三成却仍败于鸦片战争，根子就在科技落后，因此要走“控技术、控品牌、控股份”的自主之路。这五个维度合在一起，正是对全书“在改革中守住社会主义方向”这一主线最凝练的政策表达。

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原文，第11讲

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当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薪阶层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原文，第11讲

去工业化才是资本主义停滞常态的根源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海啸，这是继上世纪大萧条后又一次震撼资本主义体系的事件。面对危机成因，学界流行四种说法--金融家贪婪论、系统性风险论、监管不力论、经济失衡论。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专研现代资本主义）认为这四种解释都站不住脚：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的危机，是去工业化与财富创造能力枯竭的表现，它宣告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衰落。

要理解衰落的动因，得先看趋势。金德尔伯格（以研究经济史著称的学者）在《世界经济霸权》里提出国家生命周期：一国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一旦金融业脱离实业独立发展，霸权就开始衰落，他认为如今的美国正走在这条下坡路。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里把资本主义看作中心--边缘的体系，预言欧美资本主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必然衰落。

丹尼尔·贝尔则预言资本主义会从工业社会走入后工业社会。三人正确预言了衰落趋势，却都没说清动因。动因藏在马克思点明的机器大工业逻辑里。

工业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这里横着一个悖论：资本必须与劳动结合才能运转，可为了超额剩余价值它又不断用机器排挤工人、造成产业空心化。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两百多年的历程，正是这一本质特性的写照。兴衰分两段：成长阶段约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统治，英国靠机器大工业成就“日不落帝国”；兴盛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金融资本，它逐渐取代产业资本占据支配。

美国在一九四五年独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黄金储备的百分之五十九，建立起金融资本主导的霸权。可金融资本是食利性资本，它的做大标志着腐朽性增强。衰落到今天，停滞已经常态化，书中列了六条表现。

产业空心化最刺眼：二〇〇七年制造业占GDP比重，美国仅百分之二十点九，希腊只有百分之九，消费品全靠进口。金融危机频发，从拉美债务危机、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到二〇〇八年次贷危机，全球贸易在二〇〇八到二〇〇九年间萎缩约百分之三十一。政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希腊二〇〇九年赤字占GDP的百分之十二点七、债务达百分之一百一十三；日本二〇一三年国债突破一千万亿日元，占GDP的百分之二百四十。

失业高企，西班牙二〇一三年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六，希腊青年失业率竟达百分之六十四点二。中产阶级瓦解，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家庭握有近四成财富，社会重回贫富两极对立。直接原因是金融自由化、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元霸权；根本原因则在三根支柱--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政治法律、以新自由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三者共同窒息了财富创造力。

这一切印证了全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判断--除非放弃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否则停滞常态化找不到出路。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逾84亿美元的流动性债务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原文，第12讲

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约合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 原文，第12讲

中国经济的病灶在供给端而非需求端

过去人们总觉得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事，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洪银兴（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在书中开宗明义地纠正这一点：十八大把“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原则，经济发展本就是这门学问不可或缺的一块。先看所处阶段。

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行列，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也进入了城市化国家行列。新的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借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指出，我国收入差距、腐败、环境污染三者都到了曲线顶点，但拉美陷进去、亚洲四小龙跨过去，关键在靠现代化去跨越。新常态是理解当下的钥匙。

习近平在五中全会给出三层表现：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且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动力从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为什么增速从百分之十上下掉到百分之七甚至以下？关键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原有资源供给动力衰竭，新动力没接上。

书中一个刺眼的数据：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连续四十六个月为负，企业有产量无效益，所以宏观重点不是“稳增长”而是“保增长”。需求侧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基本到位，于是重点转向供给侧。这里最精彩的案例是：国人跑到日本买马桶盖、连感冒药都要代购，而国产牛奶却出现倒掉的现象--明明产能过剩，却是有效供给不足。

作者说这暴露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不是不能生产，而是对本国供给品的质量、安全不放心。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三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诺奖得主索洛提出的概念）、解决有效供给、释放企业活力；所谓去杠杆，实质是给实体企业减负，正如供给学派拉弗曲线所揭示的，降税降费才能调动积极性。创新驱动被放在五大发展理念首位。

作者区分“技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前者以企业为主体，后者以科学发现为源头，如今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几乎同步发生。他还借诺奖得主费尔普斯《大繁荣》重新解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人出创意、有人给风投、有人做孵化、有人搞推广，各尽所能才是真义。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作者用“凤凰涅槃、腾笼换鸟”概括。

一个对比触目惊心：苹果手机价值链中，日本拿百分之三十七、德国百分之十七、韩国百分之十三，我国组装环节只拿百分之三点六。传统产业则要靠“互联网+”重生，将来离开互联网几乎寸步难行。作者最后叮嘱，搞政治经济学不能只当批判家，更要当建设者--这正呼应全书“用理论服务中国发展”的初衷。

最近大家都在报纸上看到，国人都要到日本去买马桶盖，而这个马桶盖最早还是我们苏州、杭州生产出来的，连感冒药都要到日本去买，同样的产品中国都能生产，但是本国消费者对本国的供给品不信任。— 原文，第13讲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6个月是负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还是1.7、1.8，但PPI已经连续46个月是负数，也就是说每个月都在下降。— 原文，第13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发展生产满足需要

2014年以来，习近平三次在重要场合讲到政治经济学：请专家座谈经济形势时要求党委政府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围绕“什么是、为什么学、怎样学”展开系统阐述。先说“是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四个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基本国情与当代实践、中华民族优秀经济思想、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逄锦聚明确反对：在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主线是什么？

作者曾主编教科书，如今主张用八个字概括--“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例子：理论界文章铺天盖地，有人说是学凯恩斯、有人说是学里根的供给学派，可作者一针见血--供给侧改革说到底就是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产，所以改革要破解产能结构过剩、创新不足等生产领域的问题。

体系结构分四块：发展阶段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开放。作者有个独到见解--应把区域和地方经济列为“中观经济”重点研究，因为我国一个省往往比别国还大，地方政府举足轻重。理论创新方面，他梳理了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的五句话：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市场与政府关系、新常态等，构成开拓新境界的成果。

妥善处理五个关系尤为关键。在“借鉴人类文明与立足国情”上，作者提醒有三种倾向要纠：只学西方主流、盲目崇拜照抄、认为西方经济学才是唯一经济学--后两种最危险。在“弘扬优秀传统与适合时代”上，他举了有趣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83个注释里专门讲到清朝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学者麦迪森按一九九〇年美元估算，一八二〇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百分之二十八点七，高居首位。

传统经济思想完全可以为今所用。至于“为什么学”，作者反驳了一种说法--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他连发四问：西方经济理论里有初级阶段理论吗？

有公有制主体理论吗？有按劳分配理论吗？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吗？

都没有。指导中国改革的，从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学”则归结为四点：认真读《资本论》等原著、以开放态度借鉴、以发展态度看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让中国经济学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正是全书“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的落点。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发展生产，满足需要。马克思讲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原文，第14讲

麦迪森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8.7%，高居世界首位，而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分别为5.2%、3.1%和1.8%。— 原文，第14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经济改革靠什么思想指导？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和苏联东欧激进改革的根源。他围绕改革本质、内在逻辑，以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层层展开。

先看清西方经济学的转轨方案。针对拉美停滞，西方开出“华盛顿共识”--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并推广到原计划经济国家，假定全面私有化是前提，剩下的只是用“休克疗法”快速市场化。实践却事与愿违：除波兰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产值较一九八九年普遍严重下滑，大规模私有化沦为财富重新分配的寻租过程，催生“权贵资本主义”。

连曾任波兰副总理的科勒德克都称之为“没有疗法的休克”。即便非主流的“渐进--制度演化”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同样把私有制当前提，只是争论怎么市场化。中国的道路相反。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体现在三方面：方法论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动员靠改革初期三场大讨论--真理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制度目标则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这里有个百年悬案：二十世纪初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兼容市场的论战，米塞斯断言没有资本私有便没有市场竞争，兰格用模拟市场回应却未正面回答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统一。中国改革正是要破解这一命题--既不放弃公有制、也不退回计划，而是探索公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

内在逻辑有五条线索。其一，所有制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统一推进，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两个毫不动摇”和混合所有制。其二，企业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改革统一，一九八八年“价格闯关”因抢购风、通胀率超百分之十八而失败，说明两者必须配套。

其三，按历史可行与必要推进--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政府，先易后难。其四，增量改革带动存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价格双轨制、特区试验都是范例。其五，以生产力为根本检验标准：一九七八至二〇一四年GDP年均增长约百分之九点七，按可比价增长二十八倍，二〇一四年底达六十三点七万亿元，人均超七千六百美元，从贫困迈入上中等收入。

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却取得实效，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这恰恰是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深厚的根据，也呼应全书“立足中国实践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以俄罗斯的私有化为例，在私有化以后，国内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大规模私有化成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寻租过程。— 原文，第15讲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4年）的36年中，GDP年均增长9.7%左右，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28倍左右，到2014年末达到63.7万亿元左右— 原文，第15讲